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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面侵华前做了哪些理论准备?

兵马未动,理论先行。20世纪20年代末,“将中国交给外国人管理”的国际声调,越来越盛。其中,尤以日本嗓门最高。

“沉睡的狮子过几十年还是睡不醒的狮子,终究不会觉醒。……四千余年来的长梦,在今天还没有充分唤醒。”

1929年10月,日本历史学者桑原骘藏发表《关于日支共存共荣》一文,文中认为,中国是唤不醒的睡狮。

他的同事内藤湖南说得更不留情:

内藤湖南

“中国乃世界最古老国家……由于数千年来其周围几乎没有可与之竞争、将其磨砺之别的国家存在,也就像旷野中的独木自在地成长,充分发展,即使没有受到外部之害,由于树木本身的生命周期,也会在内部出现空虚……支那作为长期孤立的国家,因其内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渐趋于老衰,而从老衰恢复过来,靠树木自身的活力来做到,是难乎其难的。救济它,必须以外部之力去其腐败、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桑原骘藏将“保守”“文弱”“猜疑”归纳为汉民族的三大属性,并认为三大属性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民族性,并没有因为民国的到来而出现根本性改变。

还有一些比桑原更激进的日本学者认为,现在谁都在轻视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贫弱,汉民族品格心性“优柔惰弱”,这个样子的中国人只能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而“忠孝义勇、廉洁高雅”且对“外来先进文明敏感”的日本人,理应去改造中国人,承担改良东方人种的“重任”。

桑原骘藏、内藤湖南发表此论时,民国北洋政府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中国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可以说,比起北洋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从政治制度到国力已经大大跃进了,但为什么日本学者依然不看好此时中国认为没有日本的介入,中国的革新就无法实现呢?

剖开日本学者恶评中国的表面,其实深层是另有玄机的。任何话语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孤立存在,日本学者们说这句话时,一个无法忽视的时代背景是:日本的“军国神话”正如日中天。刚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日本,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亚洲老大,东方一哥。凡涉远东外务,国际都要看日本脸色说话。作为东方世界在西方人面前的骄傲,日本当然不满足于左右远东外务,邻国的内务它都要染指,这里,当然就包括介入中国事务。

从大历史视角解读观察,日本学者的一切高论,都可看做是为日本全面吞并中国“做理论准备”。新生国民政府还未长大,此时中国国力仍远不及日本。而强劲的邻国是不养邻国的,给不了中国太长的成长时间。胃口和耐心是呈反比例生长的,随着胃口的扩大,耐心逐渐缩小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基本史实,虽然赶走了北洋军阀,但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仍无法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高看一眼。政坛上优秀政治家仍然不多,官绅阶级也无望觉醒,国民党虽然宣言动听、招牌很新,但有些党员在腐败与堕落的程度上与旧官僚没有什么差别。至于一般民众,更被指出,是“地地道道的群氓”。

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无论官民,都不能成为革新的力量。中国靠自身,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外力介入。说白了,就是日本去统治中国才行。

为什么日本统治中国,中国才会新生呢?

因为在日本眼里,自以为本民族是“优秀民族”。20年代的日本鄙视中国,偏爱德国,除了德式军国体制符合日本国情外,还有一个与德国一样共识:

民族优劣论。

德国历代政治强人,坚信日耳曼民族是“世界最优等民族”。而日本的强人也坚持认为,“世界最优等民族”应该加上大和民族。

与“优等民族论”相对应的,当然就是硬币的另一面——“劣等民族论”。德意志第三帝国把犹太人、罗姆人看作劣等民族,“大日本帝国”也不屑地将周边中国人朝鲜人视为无法比肩日本的劣等民族。

即便在崇拜西洋的近现代,日本也未失去“优等民族”超强的自尊心。活跃于20世纪初叶,以远藤隆吉、芳贺矢一为代表的日本一部分国学家认为:失去了优秀感,也就失去了日本人的资格。远藤隆吉在《日本我》中写到:“西洋有西洋的特征和长处,东洋有东洋的特征和长处”“西洋的长处固然应该取之,但西洋的特征却不一定要取之”。强调“日本人在其精神中有一种核心信仰:我是日本人,日本是世界上卓越的国家”。

不少持“日本人优秀论”的日本国学家把本民族看做完美无缺的民族,从人种到历史传统都大加颂扬,蔑视和贬低其他民族。他们认为,大和民族的体质容易适应外国的风土,人种是最优秀的,因此经受得了对外征战,有帮助世界发展的责任;日本历史上的立宪制度极善极美,地理文物纯善纯美,形成了日本的国体和人情,元首和国民如父子般亲密,相互敬爱之情极深,平时恭俭慈爱、勤勉、服从,紧急时举国一致,献身牺牲上战场;武士道表明日本人有忠孝、节义、勇气、廉洁等特性,是国民性卓越的证据。

甚至“好战”也被他们说成是日本人的长处——“好战”是因为日本人喜好竞争,而喜好竞争则是因为喜好进步,所以,日本人是天生的进步民族。

日本“优等民族论”另一个代表人物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中洋洋洒洒举出了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而日本人的这十大优点,中国古代汉民族曾经拥有,现在汉族人已经荡然无存。

所以,就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大和这样优秀的民族自然有权统治其他民族。诸如写出《日本国民的真精神》的天眼子就主张,对外政策也要践行“国魂主义”,“向海外伸张我国威国风,扩充日本化之领域”,“进取经略非仅限于派遣兵队,割占他国,而应将我国之语言、风俗等有关我国风貌,尽可能向外国扩充之”。

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优劣论,日本学者将“日本统治中国、华夏民族才能新生”上升到历史高度——

“日本在今天正在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已成为超过中国之出色强国,通过五六十年来的努力,已积累了西洋文化、尤其是其运作经济机关所应有的训练,将其变为最适宜于东洋的形式,且能对东洋文化进行有益的取舍,固其根本,在社会经济方面,也有英美所不具备的、对中国经济组织从基础上进行改造的能力,因而有所谓‘日本人对于中国改造的使命’。”

今天看日本学者说这些话,如果仅是促就中国文明进化,像辛亥革命那样支持中国,当然不是坏事。然而,关键是中国当时已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政治制度上并不落后于日本,况且民国政府已经去旧迎新,虽然中国依然有这样那样的痼疾,但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毕竟是历史一个进步,只是需要一个成长期,如果硬说中国此时离开日本指引的变革,就与历史发展趋势不合,华夏民族的复兴就没指望,那么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真的是别有用心了。

果然,在日本的这些理论出台几年后,他们就开始动手了,先是进占中国东北,随后是全面侵华,再后是在南京,悍然进行了灭绝性的大屠杀。(文:程万军)

出处:搜狐 / 非常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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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2018-09-26 微文周刊 2018-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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