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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世纪时期，东正教与天主教间的竞争，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当时，威尼斯控制克里特岛时，不得不面对人口众多的贵族领袖，他们与教会一起对克里特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1204年拜占庭帝国解体后，当地民众很自然地转向克里特贵族和神职人员，他们是唯一能够与外国征服者进行斗争的力量。 克里特人组织了一系列起义，对于克里特人民整体而言，起义原因除了获得独立的基本动机之外，还有宗教和意识形态因素。 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但一些革命运动与拜占庭国家的恢复有关的事实表明，参加起义的社会团体将帝国和正统观念联系在一起，东正教居民与天主教征服者之间的差异强化了他们的宗教情感，最初使他们感到困惑，但逐渐被识别为“民族意识”。
最后，克里特革命的复杂问题代表着克里特所有社会阶层的革命精神，因为不仅有土地所有者发起的叛乱，还有神职人员和从属农民跟随领主一起反抗。 威尼斯对克里特东正教的打压 如前所述，克里特人对威尼斯人的抵抗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强烈的宗教意义上的冲突。1054年基督教大分裂之后，东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将彼此视为异端，这是教会的官方立场，不应夸大其对普通基督徒的影响。 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威尼斯人在宗教上特别虔诚，威尼斯人以商业立国，所以经常自称威尼斯人第一，基督徒第二。克里特人团结的主要标志就是通过东正教与拜占庭紧密联系在一起，威尼斯统治者将其视为威胁，因此有意破坏岛上的东正教教堂，并对神职人员进行骚扰。
同样，普通克里特人对教义上的差别没有太大兴趣，但是东正教作为克里特的希腊遗产的一部分被继承了下来，这使克里特的本土居民远离了威尼斯人。 长期以来，威尼斯对克里特的东正教镇压与摧残颇为残酷。这个目标是从两个方面实现的。一方面，东正教的等级制度彻底瓦解，岛上没有主教，禁止克里特岛以外的东正教牧师来访，信仰东正教的克里特人民和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教会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 1418年，音乐教士兼演员艾奥尼斯·拉斯卡里斯因在宗教祭祀的仪式中将祖先的名字列入祷告而被终身流放。次年，几名神父因类似罪行被监禁。这些措施有效地使当地的牧师甚至修道院处于群龙无首和孤立无援的境地。
另一方面，威尼斯建立了罗马天主教等级制度，以控制该岛的宗教生活，任命了一个拉丁大主教，后来又任命了其他主教，对该岛进行宗教精神控制。 为完成瓦解东正教正统地位的目标，威尼斯建立了许多拉丁修道院，作为在城市中传播罗马天主教神学和实践的中心，允许希腊神职人员获得的最高职位是普罗托帕帕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必须承认教皇的至高无上，并且是威尼斯国家的有薪雇员，他们被要求与天主教神父一起服役，并对罗马教皇和政府表示绝对支持。 在威尼斯统治的前300年里，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而且还略有恶化。1439年的佛罗伦萨理事会曾试图重新组建罗马天主教堂和东正教教堂，虽然未能实现联盟，但理事会成立后，东正教教会得以发展壮大，在接受教皇至高无上的同时保留了东正教的组织和礼拜仪式。
这鼓励了威尼斯人去增加克里特人的压力，使其与殖民者宗教信仰统一。瓦拉斯托斯在1453年的阴谋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做出的回应，土地抢夺后需要绘制地图时，突然发现39个绘图员中有1/4是牧师，结果克里特岛的牧师被禁令5年，并且在岛上禁止有关东正教的一切行为。 东正教牧师的处境 在这种背景下，东正教牧师长期过着一种贫穷又无知的生活，他们没有精神上的帮助，也只有很少的经济帮助。尽管如此，许多年轻人被任命为牧师仍然需要面对十分复杂的官方程序。 首先，他们需要威尼斯政府的许可，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支付大笔费用；审核许可期间，候选人不得不离开克里特岛，随后前往伯罗奔尼撒、爱奥尼亚群岛或小亚细亚的威尼斯领土受命；返回克里特岛后，新牧师将接受政府的检查，最后寻求贵族的批准。但结果也只是允许他在基督教的监督下执行自己的牧师职责。
总的来说，在没有指导和监督的情况下，东正教神职人员的道德和宗教信仰水平总体下降了。 1381年，一位学识渊博且受人尊敬的牧师约瑟夫·布赖尼奥斯从君士坦丁堡被派往克里特岛，以阻止这场衰落。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严厉批评已婚的神职人员和僧侣的亵渎、贪婪、放荡和醉酒之类的行为；他设法在克里特停留了二十年，并在振兴岛上的东正教精神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最终被威尼斯政府驱逐。 1401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通谕谴责与僧侣一起生活的妇女，或僧侣居然拥有类似妻子这样的人的这一常规习俗。
尽管存在违规行为，但东正教修道院确实设法使信仰得以在普通克里特人主要是远离城市的人中间保持活跃。但早期也有一些秉持终身学习精神并且行为正直的人，例如耶拉派特拉修道院的住持尼耶洛斯·达米拉斯，他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规格管理修道院生活的规则，他还负责收集抨击拉丁教会的论据。 值得一提的是，拉丁神职人员的表现并没有好很多，地位较高的牧师很少去教堂，只是享受教堂所带来的利益，而牧师主要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以虔诚而闻名。 一位苏格兰冒险家在1632年撰写的一篇有趣的小说讲述了在哈尼亚附近的天主教修道院度过的几个星期：“教堂很小，在4名修士中，只有1名祭司，是希腊人，但他又转而转向罗马派……他的胃如此自由，无法接受浓烈的酒，我在那里所度过的二十天里，我从未见过他，也从未见过其他三个人真正清醒。” 政策的宽容和两种宗教的共生 克里特东正教的情况从16世纪初开始有所改善，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支持越来越多：君士坦丁堡沦陷后，许多著名的基督教徒移民到了克里特，尽管其中一些后来移居到了威尼斯和西欧，但修道院的宗教和文化素质还是得到了普遍改善。
随着来自土耳其的威胁增加，威尼斯寻求获得其东正教臣民的支持，并建立了更加宽容的政权，1571年勒班陀战役之后，重新建立了东正教的等级制度。但是，这种改善只是昙花一现，因为狂热的天主教总督弗斯卡里尼将军于1575年撤销了这一决定，并且更加激进地提议大幅减少东正教牧师的人数，认为他们都是潜在的叛徒。 克里特的修道院成为拜占庭东正教的堡垒，组织了反对克里特教堂拉丁化的活动，并试图以东正教信仰的价值观来教育当地人，产生了几位著名的族长和主教，其中包括亚历山大的族长梅列蒂奥斯，他们对监督该岛的精神健康问题非常感兴趣。 在16世纪和17世纪，西奈山上的西奈修道院和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几乎所有院长都是克里特人，干尼亚王国时期还建立了学校和图书馆，许多伟大的神学家和艺术家都来自僧侣院。修道院复兴时期建立了许多修道院，其中包括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许多修道院：托普洛、阿卡迪、加尔托斯等，其中许多是在政府鼓励下在偏远地区建造的，它们可以用作岛上防御的一部分。
除了福斯卡里尼1550年以来试图改变文化的尝试之外，很大程度上无人尝试使克里特岛拉丁化。在1350年后，不仅克里特的天主教徒仅占总数的2％，而且许多威尼斯天主教徒都皈依了东正教。 亚历山大的祖先甚至还说服威尼斯发布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在克里特岛：希腊民族应该完全摆脱教皇的控制，遵循东方教会的信仰和规则，我们的希腊臣民，作为我们国家的基督徒和忠实的仆人，应该可以自由生活，一如既往。” 从那时起，克里特的宗教自由得已实现，克里特的天主教徒和东正教互相参加其集会，特别是在乡村地区。
总监察官的1602年报告指出：“在宗教事务上没有争吵，因为两个宗教都可以自由地举行自己的仪式，希腊的名流中的一些人经常去拉丁教堂当听众，而拉丁人经常光顾东正教教堂。两种仪式的神职人员都受到尊重。 最能说明希腊人对拉丁礼仪的尊敬的是他们对圣弗朗西斯的无私奉献……在斯法基亚，有许多希腊人出于对圣徒的奉献而将他的名字给了孩子。” 结语 总的来说，在14世纪的克里特的帕纳贾·凯拉东正教教堂中，仍然可以在东正教圣徒中看到圣弗朗西斯的壁画。克里特岛上甚至还有一个小教堂，它有两个走廊，一个是东正教风格，一个是天主教徒风格，以便于两种信仰的人可以共享使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