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评价宋朝是“经济上的巨人，军事上的侏儒”，虽然这种观点很偏颇、很夸张，但无形中也点明了一个客观现象，即国力强盛、名将辈出的宋朝，的确没有像汉唐那样征服四周，反而备遭异族的欺辱。其实，宋朝之所以“不堪”，有着自己很大的苦衷，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宋朝版图跟汉唐相比，“缩水”很严重

其一，缺少战马，而且北方天险尽失。汉族聚居区之外，几乎全是马背上的民族，要想抵御他们的侵袭进而征服他们，那么必须在战争中大量使用战马，用敌人的武器来战争敌人。由于西北、河套是传统繁衍、养殖战马的地方，但上述地区却全被外族侵占，且严禁战马输入中原，由此导致宋朝的战马数量奇缺，唯一能输入战马的地区，只剩下从吐蕃六谷部进口一径而已。

其实宋朝并不缺少马匹，但能用于作战的却是极为稀少。宋太宗时期，曾组建过一支人数在3-4万间的骑兵部队，而这竟然也是帝国的全部“家底”。此后，宋朝战马数量即使到达最高峰时，也从未超过5万匹（详情见《宋史·卷一百五十一·兵十二·马政》）。战马数量如此稀少，不要说征服异族，就是算跟动辄便能出动十数万骑兵的辽夏等国打成平手，已经算是奇迹。

燕云十六州形势图

更加致命的是，“儿皇帝”石敬瑭为了做皇帝，将幽云十六州等形胜之地拱手献给契丹，导致中原门户大开，在对抗北方民族入侵时，几乎无险可依。虽然周世宗一度对辽用兵，并且收回三关之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以至于宋朝立国后，疲于应付外敌入侵且自顾不暇，焉有余力劳师伐远？

其二，以文制武，严重约束武将的自主性。汉唐两朝之所以能深入敌镜、拓地万里，固然缘于有一支强大的骑兵，但更重要的，则是朝廷对将领们的信任。但在宋朝，情况却完全不同。宋太祖登基之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夫跋扈的现象，“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元城语录·卷上》），采取了一系列以文制武、强干弱枝的措施，固然消除了武将作乱的隐患，但同时也造成了对武将的防范过严。

“杯酒释兵权”后，宋朝确定以文制武的国策

皇帝对于武将的防范，不仅在于实行调兵权与指挥权相脱离、文官监军、将帅平时与士卒隔绝等等措施，而且还创意十足的制造出“御制阵图”这种奇葩玩意儿，用来指挥前线将领在战场上行军扎营、布阵作战等事宜，严禁将帅按照自己的思维行事。如此一来，将领们成了皇帝的“提线木偶”，毫无自主性可言，更谈不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用这样的将领打战，怎会完成如卫青、李靖一般的功业？

宋史中关于“御制阵图”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在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在检阅诸军按照“阵图”规定而进行的操练情况时，便有武将提出，虽然诸军在操练时进退有序、严肃齐整，但在临阵对敌时却毫无用处，不如让他们学习如何发弩射箭，提高杀敌技能为宜（“帝御便殿阅诸军阵法。议者谓诸军止教坐作进退，虽整肃可观，然临敌难用，请自今遣官阅阵毕，令解镫以弓弩射。”见《宋史·卷一百四十八·兵九》）。

宋朝的阵图

而事实也证明，只有破除对“阵图”的迷恋，发挥将帅在前线的自主性，才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比如宋初的满城之战（979年），名将李继隆果断抛弃阵图，改用与其相悖的阵法迎敌、大败辽兵，便是典型的战例（详情见《宋史·卷二百五十七·列传第十六》）。只可惜像李继隆这样敢于违反皇帝命令、发挥自主的将领少之又少，其在对外战斗中能取胜，便是少见的现象了。

其三，异族组织化程度很高，已非汉唐时期可比。无论是匈奴、鲜卑，还是突厥、薛延陀、回鹘，这些北方异族从未建立过高度组织化、集权化的国家，单于/可汗命令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其他部落首领对他的依附程度。而且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又注定了他们要靠天吃饭，一旦遭遇天灾，往往便会陷入无以为食的困境。以上情况决定了外族生存的脆弱性，从根本上来讲就不是汉唐的对手。

无论是契丹人还是党项人，都组建了国家

但情况到了宋朝却发生巨变，无论是契丹人建立的辽，还是党项人创建的西夏，无一例外都是高度组织化、集权化的国家，帝王命令的有效性跟宋朝一样。不仅如此，辽和西夏在保留本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利用被征服的汉人大力发展农业、积蓄物资，基本上已克服“靠天吃饭”的困境。如此一来，若想效仿汉唐、深入敌镜作战，所消耗的军队、物资将是前者的数十倍，绝非宋朝所能承受。

其实，宋朝之所以不能效仿汉唐、拓地万里，除了上述三点原因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要素，因为限于篇幅，在此不做展开。不过，宋朝虽然版图严重不及汉唐，未能实现“四夷臣服、万国来朝”的盛况，但却并未阻止它成为史上最富庶开放、最有魅力的王朝之一，而生活在其中的百姓也能享受安定富足的生活，这一切，已然是伟大的成就，不是吗？

史料来源：《宋史》

文/格瓦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