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民族融合与古代神话定型^*

闫德亮

摘 要：早期民族的融合与凝聚力的形成与古代神话的传播与定型相随相助。上古神话时代是“万邦林立”、“众神并存”的无中心神时代。早期部族经过数千年的交融最后归融到华夏族，龙图腾在部族融合中起到了麾领的作用。夏商周三代“天帝观”揭开了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序幕，五行与五方文化背景下生成了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统，诸子托古改制创造出了历史化的五帝系统。至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使五帝系统得以定型，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进程。五帝系统的形成是以对神话的改造和对上古历史的“重写”为基础的，它不仅是维护夏以来家天下的需要，也是维系华夏民族的需要，是传统文化的最终选择，体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

关键词：早期民族；古代神话；龙图腾；五帝系统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基金项目“早期民族迁徙融合与古代神话传播流变研究”（12BZW06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闫德亮，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社长（河南郑州 450002），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

早期民族的融合与凝聚力的形成伴随着神话传播与定型的全过程。龙图腾的形成对华夏族的融合与壮大起到了精神引领作用，炎黄二帝是华夏族的血缘纽带。龙图腾与五帝系统的形成是以对神话的改造和对上古历史的“重写”为基础的，这一艰巨工程将远古时代众多古老部族统一到了以炎黄为核心的华夏族之下。龙图腾与五帝系统的定型不仅是为了维护有夏以来家天下的需要，也是出于维系华夏民族的需要。它是传统文化的最终选择，体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可以这样说，在龙图腾与五帝系统形成和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进程中，折射出中华文化独特的个性，反映出华夏民族精神形成的曲折历史。

一、上古时代“万邦林立”“众神并存”

由于历史悠远，我们无法太多地了解从几十万年到170多万年前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的洪荒生活。然而从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仰韶文化、马家滨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众多几乎遍布了广袤的中国大地的每一个区域的考古成果来看，至少在距今8000—400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活跃着业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多支不同的原始先民部落和部族。这些不同的原始先民部落和部族，有着不同的祖先和不同的生活区域，在他们部族繁衍、迁徙、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个个让他们记忆深刻的伟大先祖和部族英雄，他们的后裔用神话传说代代传诵着自己祖先和英雄们的故事，于是作为神话先祖与神话英雄的伏羲、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鲧、大禹、蚩尤、共工就出现在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记忆里。他们既非“三皇”的一脉单传，也不完全是炎、黄二帝的后裔子孙。后来的华夏族是融合上古多部族而形成的一个强大民族。黄帝入主中原为后天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直至夏王朝建立之前，中原大地，氏族林立，没有任何一个英雄和帝王能够一统华夏，各个部族相对独立，不相统属，可谓是“万邦林立”的时代。

在长达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部族征战中，弱小部族逐渐被强大部族征服、吞并、剿灭。被征服、吞并、剿灭的弱小部族不仅失去了他们代代生息的土地，也失去了部族的独立徽号，更失去了他们最初的图腾，但唯一抹不去的是他们铭刻于心并引以为豪的部族历史。他们以神话为载体向后代讲述着他们各自部族的历史和部族英雄们动人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女娲、伏羲、帝俊、太昊、少昊、炎黄、蚩尤、祝融等世系历史及女娃、夸父、刑天、后羿、后稷、契等动人的神话。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神话的独有特色：众神并存，而无中心神。翻开记载中国古代原始神话最为丰富的《山海经》，你会惊奇地发现，那简直就是一部中国远古时代的世系谱和神谱，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神话的独有特色。

二、上古部族归融华夏族

今天，我们依据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史料记载及考古成果，对远古洪荒时代至4000多年以前中国中原大地上不同的部族，以及他们的生活范围与生命轨迹作了艰难的探索，取得了较一致的共识。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大集团说。徐旭生先生认为我国古代部族集团主要有三个：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1]。蒙文通先生认为我国古代民族分为三族：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2]。这些上古部族集团又各有众多分支，经过数千年的交融，最后都归融到以炎黄为核心的华夏族这个大家庭。

华夏^[3]，又称诸夏^[4]，又或单称夏或华^[5]，是我国古代人民一部分的自称。到春秋战国以后，华夏就成了我们种族的名称，也即是汉族的前身。

伏羲，三皇之一，其时代大约距今8000年左右。关于伏羲部族发祥地，有观点认为始于东方，即山东境内；也有观点认为始于西方，天水被看做是伏羲的出生地，有羲皇故里之称；而大多数观点认为伏羲发祥于西方，后迁于东方，并盛于东方，伏羲的帝王之业是建立在以陈之宛丘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流的中原大地上的。伏羲时代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加之伏羲发明了畜牧业，内部强盛，于是沿黄河东迁，直达中原中东部，建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并与世居东方的夷族太昊部族融二为一，故后世称为太昊伏羲氏。两部族的融合实现了上古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并把蛇鸟图腾统一为龙图腾。

太昊伏羲时代后期，同出于西北陕西渭河一带少典族一支的炎帝部族也逐渐强大起来。他们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南岸（也有黄河北岸的，如在辉县境内的共工部族）向东，最终占据了太昊伏羲氏的活动区域，与太昊伏羲部族融合。随着部族成员的增加与力量的强大，炎帝部族的势力范围又向东扩展，一直达到山东半岛，后来的齐国就是其后裔国。史书言炎帝初都陈，后徙鲁（曲阜）。炎帝与太昊伏羲部族的融合实现了上古时代部族的第二次大融合。

当炎帝部族从黄河南岸东进时，另一支同出于少典族的黄帝一族也从陕西高原东渡黄河，从黄河北岸东进。后来黄河中流北岸（但虢处于黄河南岸）的姬姓国杨（今山西洪洞）、魏（今山西芮城）、荀与贾（今山西新绛）、耿（今山西河津）等一部分即是黄帝部族东迁时沿途留下的支族。据记载，炎帝族执掌中原520年，当炎帝神农氏没落时期，黄帝轩辕氏“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史记》），经过阪泉之战黄帝打败炎帝，兼并、融合、统一了中原的诸多民族，形成了华夏族的主体，实现了早期民族的又一次大融合。后“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淮南子·冥览训》）。黄帝又与蚩尤战于涿鹿，并且擒杀了蚩尤。蚩尤为炎帝后裔，是九黎首领，其区域在山东、河北、河南交界处。黄帝战胜蚩尤后，使东夷少昊清安抚蚩尤的未迁旧部。之后，黄帝又融合了很多东夷部族。后来陶唐氏帝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东夷有虞氏舜，意味着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的进一步融合，华夏部族进一步壮大，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实现。

当炎帝部落东进，侵入伏羲部族后，一部分伏羲后裔们由江北向江南迁徙，后来沿长江西移，又向西南发展，势力一直到达湖南、贵州、广西、四川一带。在伏羲后裔部族大迁移的进程中，每到一地，便将伏羲先祖的英雄功绩深深地根植于迁移之地，与当地文化融合，所以致使伏羲一跃成为江南尤其是西南诸民族的共同始祖。伏羲部族在迁移过程中，伏羲神话与江南各民族原生神话相融相合，产生了新的创世神话与救世神话，它以洪水神话为母题，以伏羲兄妹为始祖，尽管各民族的洪水神话细节不同，但主要内容大同小异，形成了范围较大、影响深远的以信仰伏羲创世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这大概也是徐旭生先生等把伏羲归于南方部族的原因吧。

始初炎帝部族东迁之时已有一部分迁于湖北，如柱支族顺汉水而下入湖北随州。及炎帝部族败于黄帝后一部分未归顺黄帝族的炎帝后裔向南方迁徙，直到蛮夷之地，以湖北湖南为盛。炎帝后裔巫部族的一部分南徙进入湖北，成为楚地巫风兴盛之源头。柱的后裔部族中，部分人又南迁进入湖南炎陵县及其湖南省南部地区。他们将炎帝神农氏、烈山柱的遗迹也随之带入迁入地。炎帝另有后裔迁入桂东、桂东北。由于炎帝神农支裔部族大量南徙，与南方许多氏族共同劳动生息、融合，故炎帝也被视为南方部族祖先，所以后世的研究者遂有“南炎”、“北黄”之说。炎帝族兴盛与迁徙的三个重要文化符号是“长于姜水”、“都陈”与“葬于长沙”。

涿鹿之战后，“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拾遗记》）。邹地为今山东邹县，屠地可能在今山东东平县附近。被迁往邹屠的蚩尤部分后裔，最后归顺黄帝融入了华夏集团，故有“昔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河道……”（《韩非子·十过》）。然而大部分的蚩尤后裔却向南迁徙，他们越过黄河、长江进入湖北麻城、黄冈一带，又南徙于湖南沅陵、零陵，往东南进入浙江台州，往西南到黔滇川一带，成就了南方作为蚩尤子孙后代的苗族，故蚩尤也被视为苗人的祖先。现在的苗族依然用祭祀等其他民族习俗来纪念自己的祖先蚩尤。

黄帝入主中原融合炎帝部族东夷部族后，成就中原最强大的集团华夏族集团。而此时南方的苗蛮部族还没被征服，融合苗蛮成为华夏族炎黄后裔的重大任务。华夏集团对苗蛮集团的融合一是战争一是感化。华夏族对苗蛮族的融合主要对象是三苗族。三苗是一个古老的族团，又称有苗、苗民、南蛮、苗蛮，它是南方诸多民族在远古的总称，来源于蚩尤九黎族系、炎帝族系、黄帝族系、祝融族系、南方土著族等。三苗曾与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帝、舜帝作战。战后三苗族不断从中原的黄河流域西迁南迁，南迁是其主要迁徒方向。

《吕氏春秋·召类》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这是尧同三苗的斗争。三苗是帝尧时代为患的“四凶”之一，尧及其臣舜对其都进行了治罪^[6]。通过“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尚书·虞书》），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气焰。

舜帝摄政后，一部分在江淮、荆州的三苗继续作乱。战争之外，舜决定教化他们。《韩非子·五蠹》曰：“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吕氏春秋·上德》曰：“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吕氏春秋》上条引文下说：“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帝舜对三苗的政策主要是教化，禅位禹后继续南巡对三苗实行文德之教化。最后，“舜勤民事而野死”（《国语·鲁语》），崩于苍梧，葬于九嶷山。

禹时代，华夏族继续着对三苗的战争。《墨子·非攻》下篇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不仅彻底制服了三苗，而且还有治水大功。通过大禹的疏浚，洪水劫难得以治理。《帝王世纪》载：“禹平水地，还为九州……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十二三人。”因禹征划三苗和治水有功，威望大增，故他死后，各氏族继续朝谨他的部族，继续到他的部族讼诉决断，继续讴歌着他的神话业绩。这样既扩大了华夏族的区域，也壮大了华夏族的群体，更推进了其政权组织——中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王朝地形成。大禹治水神话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其神话本身和后天传说都体现出鲜明的华夏文化特征。

夏王朝建立后，几十次对东夷族征伐，太昊、少昊及蚩尤后裔大都在战争中融合于夏，或臣服于夏，或迁于南方。从禹在涂山大会诸侯时的“执玉帛者万国”，夏朝经过四百多年征伐融合，到商代建立时，只有“三千诸侯”（《逸周书·殷祝》）。夏王朝瓦解了氏族制，融合统一了天下万邦，消解了各式各样的氏族图腾崇拜，把其都归于华夏族龙的麾下。

商是东方族系建立的一个奴隶制政权，此时的商族已是华夏族坚定的一部分。据《竹书记年·殷记》载殷商王朝的征伐对象主要是西戎。西戎又称西羌，是伏羲、炎黄的后裔，住居在青海、甘肃、陕西北部等地区，曾助夏人御过商。商王朝近五百年里，对西戎的战争基本没间断过，基本上完成了融合西戎的使命，扩大了华夏族区域与群体。

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周王朝主要斗争对象是东方族系的殷民族。周王朝对殷裔主要采取封国（陈国，妫满为陈胡公）、通婚（周武王把大女儿元姬嫁给妫满）和征伐的手段。周武王经过25年，降服融合了东夷各部，华夏族进一步稳固。春秋战国时代，天下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小国。此间东夷各支彻底被鲁、齐、楚等国吞并，彻底融入华夏。将近五百年的诸侯混战，周王朝1745个封国，不断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包容，加快了天下部族的融归华夏的步伐，出现了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融合，为秦汉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为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周朝末年，由东方迁入西方的秦强大了起来。周慎靓王五年，即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秋，秦国伐蜀，冬十月进入成都，接着又乘胜攻占巴国的国都。秦统一巴蜀后，先后在巴蜀地设巴、蜀、汉中三郡41县，“乃移秦民万户实之《华阳国志·蜀志》”。《后汉书·东夷列传》载：“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户。”战国七雄，最后归于秦国。秦统一全国后，其势力达南方西南，使苗蛮，百越族也归顺了大秦。为了更好地治理南方，秦朝迁徙50万人到珠江流域，与越族杂居，与江南人民一起开发江南。秦始皇彻底完成了天下部族的大统一，众多南方部族也都融入了华夏族。据上我们可以说，华夏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

三、众多图腾融汇于龙

以华夏族团为核心的民族融合，也是一种文化融合，更是一种神话的融合，其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图腾的统一与先祖的认同。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先民依靠大自然养育得以生存，认为自然界的万物，如日月星辰山川水火动物植物等一切都有灵魂，都有生命，而且都是由神灵主宰。于是人类就把这些自然万物神化为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山神、水神、火神、太阳神、动植物神等，并把他们视为自己的亲祖，在敬畏中加以崇拜，这样不仅产生了神话，也产生了本氏族群体的灵魂标志——图腾。上古时代氏族林立，图腾也不尽相同，有羊图腾、鸟图腾、虎图腾、蛇图腾、牛图腾等。中华民族最早得到公认的图腾就是龙图腾了，这应归功于太昊伏羲氏。

东夷太昊部族的图腾是鸟，被称为东方鸟族。伏羲的最初图腾蛇。伏羲是其母华胥氏履巨人迹有娠而生，又说伏羲是其母被虹所绕有娠而生，其形象是“人面蛇身”或“蛇身人首”。当伏羲部族东迁与太昊部族融合为太昊伏羲部族统一中原各部族后，其根据自己蛇图腾特征，在今周口淮阳一带“以龙师而龙名”，首创龙图腾来聚集标识统一麾下部族。

龙是先民受超自然力量的影响和启发人为地把蛇、牛、虎、马、鹿等多种动物和雷电、云雾、虹霓、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糅合起来而虚构地一种具有超凡神力、变化无穷的神物图腾。由于龙图腾超自然的力量及其丰富的内涵精神，使得龙图腾部族在发展中不断征服并接纳了其他图腾部族，致使龙图腾部族不断壮大。

炎帝姜姓，“姜”字，从“羊”从“女”，这可以理解为“羊之母”（母羊），也可理解为“头戴羊角的女人”。在炎帝发明农业之前，其部族是从事畜牧业的，其图腾为羊。炎帝部发明农业后，其部族图腾变为牛，炎帝的形象是“人身牛首”。神农氏炎帝之所以有天下，也正是源于其“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白虎通》）。再后来，黄帝族融合了炎帝族，炎帝的牛图腾也融汇为黄帝的龙图腾。其实，炎帝也是龙裔，炎帝是其母任姒游华阳感神龙而生的龙子，其有一副“弘身而牛颠，龙颜而大唇”的龙相。其后裔蚩尤、夸父、刑天、共工、后土、祝融都是龙的血脉都为龙的传人。据《世本》等对炎帝后代的统计，炎帝族姜姓的后代到先秦时代已发展成为有16个属地、建立了24个诸侯方国、繁衍出108个姓氏的大部族。

黄帝是其母附宝在祈野感大电而生的龙子，其有一副“人首蛇身”的“龙颜”。黄帝在打败炎帝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族的图腾。尔后，其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子孙颛顼乘龙游、唐尧应赤龙、虞舜得龙图、夏禹是虬龙。黄帝后代遍布天下，从中原到南方，到西方，到北方，都有其子孙们在生存繁衍，他们也把龙作为图腾。据《世本》等对黄帝后代的统计，黄帝的直系子孙到先秦时代已发展为有101个属地、繁衍出510多个姓氏的大部族（其中姬姓仅青阳一支就繁衍了432个姓氏）。华夏族成为中原大地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族。

其实，在以炎黄二部族为核心的华夏族对其他部族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是以龙为旗帜，以炎黄二帝特别是黄帝为中心和血缘纽带的。经过融合，此前无数信仰其他图腾的部族放弃了原有图腾而改信龙图腾，此前无数小国小邦小族也都认同炎黄的始祖身份汇集到华夏族。华夏族不断扩大，龙的传人不断壮大，炎黄二帝遂成了华夏族的始祖，华夏族遂成了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

四、夏商周三代“天帝观”揭开了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序幕

夏商周三代不仅从地域上包纳其他部族，而且还从意识形态上来统一他们。表现明显的就是进行神话的历史化。

夏王朝建立后，因其统治的区域有限，加上文献记载之缺，我们不了解夏王朝是否通过改造神话的方式来编制夏部族的世系神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承袭父系氏族社会而建立起的夏王朝，掀起了狂热的祖先崇拜，把其祖先大禹视为神。《史记·夏本纪》载夏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这里把他们划为黄帝的后裔。夏人因其农耕生活而又崇拜社神。社神为谁，即句龙，也即是大禹。这样，夏王朝就把社神与祖神合而为一来祭祀。夏人认为它们的王朝来自“神”，也即来自“帝”或曰“天帝”，由是也产生了“君权神授”的“帝统”观念。他们以天帝之子自居，其目的是用血统理论支持其世代相传的“家天下”的合理性。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夏王朝的君王们的名字前冠以“帝”字估计是有根据的，比如：帝启、帝太康、帝杼、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孔甲、帝皋、帝发等。

殷人同夏人一样对自己的祖先也十分崇拜，也把自己的祖先视为神。殷人又因属东夷部族而崇拜天神。在殷人那里，祖先与天神也合流了。殷灭夏之后，全面改变其制度，但却继承了夏人的血统观念。首先，他们也仿夏人的样子在自己君王名字的前面都加上一个“帝”字，如：帝外丙、帝太甲、帝太戊、帝外壬、帝祖乙、帝甲、帝乙、帝辛等，用以说明他们才是上帝的子孙，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和一切事物的管理者，理当拥有整个天下和一切特权。其次，在他们的言谈和文献记载中，大肆宣扬作为天帝之子的合法性，宣扬天帝对他们的种种佑护。《尚书·盘庚》云：“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将自己的先祖视为神后。又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上帝”即其祖先，能够将保佑殷民族恢复其“高祖”的品格与能力，使殷王室重新获得战无不胜的力量。殷人对神的崇敬和自认为是神的后裔，其目的是换取国家的安定，以维持一姓天下。正因这种血统意识，殷人自以为有天神（始祖）的保护，才有恃无恐，当西伯文王大肆扩张领土而威胁殷人利益时，纣王却毫不畏惧，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

周人在取代商王朝之后，借鉴殷商灭亡的教训，明白作为帝子的夏人和商人不仅没有在上帝的保护之下获得长治久安，并且最终都没逃脱覆灭的命运，看到了天道有常也无常，天道所佑者唯有德佑民之君。为了改造商人的“帝子”说，也为了警示历代君王，周人创造出“天命”理论：王权虽受之于天，但要重得保民以得天命。从今天所见到的周人文献中，虽有时也杂用“帝”字，但多数则称“天”字。对此，刘起釪先生曾做过一个统计，结果是：《周书》诸诰，共用“天”字112次， 但也同时用“帝”字25次；《周易》卜辞用“天”字17次，用帝字1次；《诗》中神意之“天”用106次，“帝”字用38次；而金文中亦“天”字多于“帝”字^[7]。从统计数据来看，周人用“天”字远远比用“帝”字多。周人的“天命”说与商人的“上帝”说相比，乃一大转变。由于受夏人和商人的影响，周人依然没有完全抛弃“帝子”的身份与地位，所以周人在追述自己的先祖后稷的出生时，说后稷是其母姜嫄“履帝武敏”（《诗经·大雅·生民》）所生，还赞美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大雅·文王》）。然而，周人的“天命”说与商人的“上帝”说相比却越来越虚幻，因此，在后天的有意改造中，殷人的“上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而虚幻的“天命”却进入了周人的文化系统之中，在这里，我们见不到神格英雄，远古的部族始祖神（包括后稷）从头到脚地变成了有血有肉、有德有行的人化始祖，仅仅保留了一点点感生的尾巴。周人的“天德”观念不仅使远古神话从形式到内容发生蜕变，而且在殷人的血统观念基础上补充了道德观念，影响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史官心理。《礼记·表记》载孔子语：“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由尊神事鬼到近人而远神，是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却是改造神话行动的先兆。

无论是夏商的“帝子”观还是周人的“天命”观，都强调与“上帝”的血缘关系，都是出于维护其家天下的需要。“帝子”观为后天五帝系统的形成拉开了序幕；“天命”观让上古神话中的大神们的神性特征慢慢淡化，从而让众多的神话英雄变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类始祖，成为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一大契机，也是春秋战国之际神话的文化改塑运动的先驱。

五、五行与五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统

中国古代的五行的概念出现得很早，五行学说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且十分流行。五行学说直接来源于五材说。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也称“五材”，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更没有后天五行学说中的生克思想。先民认为这五材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而且还决定世界的性质。《尚书·洪范》载箕子的话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话把五行与五味结合起来，拓展了五行学说的发展空间，为后来五行说成为一种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之后，五行说与阴阳、四季、五方、八卦学说和朝代更替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涵盖四时变化、五方对应、色彩相通、生克相连、五德终始、历史循环、天人合一的系统宇宙模式，成为古代阴阳家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识方法与学说体系。

这种作为哲学范畴的五行学说被春秋、战国的学者运用于审视神话历史和神话人物，于是出现了和五行相配合的五神及五帝。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国史官语：“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这是比较早的系统地说明五行之神的资料。句芒、蓐收、玄冥、句龙（后土）是古代神话和后天传说中带有鲜明特色的神话人物，而祝融则是有传说性质的神话人物和部族始祖。对五行之说的界说由一个史官口中说出，使它一开始就走上了神话与历史合一的道路。

神话著作《山海经》“海外四经”有四方神的记载，它们是：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禺强，东方句芒。除《山海经》记载的四方神外，中心意识很强的先民又在四方之中幻想出了一个中心神，他就是后土（或曰句龙）。这些都已经让我们明显看到了五行说对神话的影响。

至战国时代，随着五行学说理论框架的构建完成和五行学说的成熟，作为一种解释宇宙特性、昭示历史循环的大学说，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句龙）等五位小神已不足以支撑这一庞大的结构，于是上古神话传说中太暤、炎帝、黄帝、少暤、颛顼等五位大神就这样应历史文化的需要而登场了。他们以五方大帝的身份出现在历史文化的舞台之上，原来的五位小神降格为他们的辅助之神。由于历史文献的缺失，我们无法确认这个神系在什么时候得以建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战国中后期已基本定型且为华夏文化所接受。故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十二本纪》记录了这一体系的核心内容：“孟春之月，……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孟秋之月，……其帝少暤，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吕氏春秋》所记的在华夏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五帝系统并未被秦人所接受，秦人所认可的只有四帝，且对四帝的认可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而秦人并没认颛顼为远祖，但这段记载表明了秦人原为东方崇拜鸟的夷人之后。后来秦人迁居到西方，他们听说西方属金、主白帝的一套五行学说，便祀白帝少皞，此为秦襄公八年（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在《史记·封禅书》中写道：“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即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在秦宣公四年（周惠王五年，前672年）时“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史记·封禅书》）。青帝为东方之帝太皞，为东夷之祖，秦祀白帝，为秦人对远祖的怀念。到了战国初年的秦灵公三年（周威烈王四年，前422年）时“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史记·封禅书》）。如此，雄霸西方的秦人所祭之上帝只有少暤、青帝、黄帝和炎帝四位。秦建国之后，仍延续旧制。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方立祠祭黑帝。《史记·封禅书》载：“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五帝系统被华夏文化所广泛认可并接受是在汉代，《礼记·月令》采用了《吕氏春秋》的说法，这种划分方法不仅让炎、黄二帝同占一个季节，同时时间与空间也还是混合的。《淮南子·天文训》则抛开四时之说，而以东、南、中、西、北五方位来名之五帝：东方，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南方，其帝炎帝，其佐朱明（《礼记》为祝融）；中央，其帝黄帝，其佐后土；西方，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北方，其帝颛顼，其佐玄冥。而《淮南子·时则训》还以东、南、中、西、北五方划定“五帝”的管辖范围“东极、南极、中极、西极、北极”。这样不仅突破了以四时定五帝的局限，而且还突出了战国以来所形成的黄帝的中心地位，同时也摆平了五帝之间的关系。

在五行与五方文化背景下所组成的太暤、炎帝、黄帝、少暤、颛顼五帝，是一种横向的五帝，它在时空上每时每刻都在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在同一时空背景下，横向五帝之间既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明显的臣属关系；他们的身份既有原始神话中的某些特质，又具有远古始祖的人性特征。这种人神合一的五帝特性将夏、商、周以来近乎虚无的“天帝”具体化了，且范围缩小了很多，与此同时也为另一个五帝系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六、诸子托古改制创造出了历史化的五帝系统

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一场诸子百家争鸣，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为深远。诸子百家基于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理解，对人情人性的认识，对天人关系的解剖，经过深刻的哲学思考及对人类历史的反省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构建出各自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蓝图。尽管有代表性的儒家、道家、墨家代表人物对宇宙、社会、人类历史、人性的认识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几乎都走上了一条“托古改制”的道路。因为未来社会毕竟是不可知的、非现实的，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可行性，他们往往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以远古和谐的社会秩序来批判当代混乱的时局，以上古的有德帝王来抨击眼下无道之君，以过去健全的制度来否定春秋战国以来崩坏的礼法。所以，儒家大力宣扬尧、舜、禹的禅让制，倡导天下为公；道家推崇远古洪荒的“至德”之世，希望实现“清静无为”；墨家则以大禹为楷模，力主君主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除此之外，法家、阴阳家、农家、名家等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一“托古改制”、“借古讽今”的倾向。

由于所取法的对象不同，诸子分别关注于上古时期的不同时代，他们通过“考古”来确定自己心中圣王所处的时代，甚至不惜“伪造历史”、虚构人物。就这样，一部让后人看来几近真实的上古史便被勾画出来，一批在神话传说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的历史人物被推上了民族文化的圣坛，一些虚构出来的神王也粉墨登场了。于是神话史变成了信史，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成了有据可查的历史人物，一个全部世俗化、历史化的五帝系统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早在春秋时，一系列神话人物已开始堂而皇之地步入历史文化序列，鲁臣展禽在《国语·鲁语上》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鮌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鮌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鮌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已整齐地进入到后天的五帝序列，但鮌（鲧）、禹、契、冥等也在这个序列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系统中看不到他们之间一脉相传的亲缘关系，特别是帝喾和尧完全不属于黄帝、颛顼一脉。

儒家创始人孔子和继承者孟子最推崇的上古人物不是炎帝、黄帝，而是尧、舜、禹，所以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赞美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在《孟子·离娄上》孟子大呼：“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然而他们虽然编造出尧、舜、禹禅让的历史，但却没有企图将他们纳入同一血缘系统，在《孟子·离娄下》孟子甚至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应该是接近神话传说事实的。

“五帝”之名当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在战国前期以前，众帝林立，不限于五，《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孟子》等典籍也不载五帝之名，所以《墨子·尚贤中》说：“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虽然说到尧舜，也只是统称之“三代圣王”。直至战国中后期，“五帝”之名方才出现，《战国策·秦策一》：“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荀子·大略》：“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荀子·非相》：“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然而，在战国时代，人们虽多称“五帝”，但对于“五帝”的名字却各有出入。《荀子·议兵》说：“是以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以尧、舜、禹、汤为四帝。《战国策·秦策一》在提到“五帝三王五伯”时，如此表述：“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以神农、黄帝、尧、舜、禹为五帝，汤、文王、武王为三王，齐桓公为五霸之代表。从现有材料来看，在战国中后期，“五帝”并不固定。徐旭生先生曾说：“需要注意的是先有五帝的观念，以后才去找五位帝的名字来充实它。”^[8]指明“五帝”说是逐次形成、固定的，非一人倡之而天下均应。但徐氏“五帝”名词在先之说也有可商榷之处，只能说在战国时代，各人有各人的“五帝”，并非是整齐划一的。

由于“五帝”只是一个对上古帝王的概括词，所以不仅成员不能确定，有时也会出现一串并列的古帝王名字，而不限于“五”。如《世本》以燧人氏、伏羲、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帝尧、舜、鲧、禹为序，去掉前三位，从黄帝开始还有8位。《汉书·艺文志》曰：“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尚书序》正义曰：“大戴礼帝系出于世本”。《史记》提到《世本》，司马迁多采之。可见《世本》应为战国时的著作。荆门郭店出土的一篇被命名为《唐虞之道》的竹简文献中也出现有“六帝”一词，学者对之多有猜测，实际上这正是当时对“五帝”一词没有固定解法的反映。直到战国末期的《五帝德》、《帝系》才作出取舍，最终确立五位古帝的名字：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个极具血缘关系的五帝谱系。这一谱系是春秋战国时代对神话传说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与整合的结果，是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重要里程碑。

七、司马迁的《史记》使五帝系统得以定型，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进程

尽管战国时代的五帝系统业已形成，然而它只是儒家一派所确定的上古帝王谱系，不仅没有正式纳入史官文化序列，也没有在民间产生较大的影响，故而不为时代文化广泛认可。所以一直到汉代前期，还有不同说法并存，《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孔安国《尚书序》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

司马迁的《史记》，采用《五帝德》和《帝系》的五帝系统，著成《五帝本记》，将它放在全书的第一篇，于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相继而出，在远古洪蒙的烟尘中闪耀出亘古不灭的光芒。

《史记·五帝本纪》对黄帝等如此描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娶嫘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帝喾崩，放勋立，是为帝尧。尧禅位于舜，舜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按照司马迁所列出的谱系，颛顼为黄帝之孙，帝喾为黄帝曾孙，尧为黄帝四世孙，舜为黄帝七世孙。

《史记·五帝本纪》不仅列出了五帝的世系，理清了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突出了血缘与德治，更主要的是以一个史家的思维和文笔把本来属于神话传说时代的人物的家世、个性、业绩等写得清清楚楚，使本来含混不清的远古传说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于是，上古的野蛮史变成了一部文明史，美丽的神话传说转化成了可信的史实，神话英雄、部族祖先成了人间的高尚帝王。随着神话时空被挤占，神话传说改变了性质，神话人物改变了身份，神话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化进程。历史五帝是神话历史化的最精彩之笔，它是一条以德治为主的传统主线，围绕在其周围的是血缘传统。血缘统治的根本是掌握仁德的法宝，目的是以行天道，而仁德总是依附于血缘以求归宿。可以说，历史五帝神话是中华民族的血缘之本，更是德治文化的范本。历史五帝成了以后民族融合的血缘与文化认同的根脉，无论是华夏民族（汉族）向外兼并扩张的外向认同，还是外围民族向内归依融汇华夏民族的内向认同，他们都是打着炎黄子孙后裔与龙的传人的旗帜的，如匈奴自认为是夏禹之后，鲜卑自认为是黄帝之后。外围民族内向认同于华夏民族是以认同共同的神话先祖（如五帝）为条件的。这是中国神话的内聚，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司马迁最终选定了历史化了的五帝系统，原因有二：

首先是时代的需要。随着统一的汉帝国的出现和局势的稳定，西汉逐渐强盛，大一统的思想弥漫于时代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为维护汉王朝大一统的需要，在思想上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军事上南征北战，文学创作以颂盛世、维护中央集权为内容的汉大赋也应运而生。作为一个史官，无形中受到这种时代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有责任维护这种大一统局面。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尽管其中也有言不由衷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史官，其写史的历史责任感却发自内心且溢于言表。

其次是深受春秋以来史官文化和诸子思想的影响。从春秋到战国，神话中的上古大神如帝俊、伏羲、炎帝等相继退出华民族始祖的序列，除了他们的事迹多“不雅驯”之外，也是因为这会使华夏民族出现多祖先的分裂局面，不利于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所以春秋战国学者特别是儒家选择了黄帝等五帝，并用血缘关系将他们固定在同一宗族之内。于是战国学者口中的“五帝”经过秦汉之际的广泛流传，由雅文化圈传播至俗文化圈，从而得到雅俗文化的一致认同，并得到了全民族的认同。这种的认同感正是西汉所需要的，于是司马迁顺理成章地所接纳。

汉朝文化的大融合使华夏文化归于统一，同时也确定了华夏民族的精神灵魂，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根基。纵向传承的历史五帝神话一统地位形成了民族的共同历史，而横向的五方五帝神话则为中国哲学基本理论的坐标。横向的五方五帝与纵向的历史五帝两种体系的五帝神话将旧神话推向了极致，宣告了古代神话的终结。

总之，早期民族的融合不仅仅是武力的胜利，更需要文化的认同。龙图腾的胜利，华夏族的形成，炎黄先祖地位的确立，五帝系统的定型，都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文化认同。早期民族融合促进了古代神话的传播与发展，对神话的丰富与保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古代神话的丰富内涵引导着民族的融合，滋养着民族的成长，影响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走向。

注释：

[1]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我国古代部族集团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二是以太昊、少昊、蚩尤为代表的东夷集团，三是以伏羲与女娲为代表的苗蛮集团。徐氏的古代部族分类为大多数人认同，但他把蚩尤归于东夷集团、把伏羲女娲归于南方苗蛮集团有待商榷。另再赘文。

[2]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微》中认为我国古代民族分为三族：一、江汉民族，二、河洛民族，三、海岱民族。蒙氏所说的“江汉民族”大致等于徐氏的“苗蛮集团”，“河洛民族”大致等于徐氏的“华夏集团，“海岱民族”大致等于徐氏的“东夷集团”。蒙氏的古代民族分类也有部分支持者。

[3]《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楚失华夏。”

[4]《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以服事诸夏。”

[5]《左传·定公十年》载：“商不谋夏，夷不乱华。”

[6]尧时“四凶”为“共工、驩兜、三苗、鲧”。尧治之时四凶为患，于是尧对他们进行了治罪。《尚书·虞书》：“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于是舜归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淮南子·修务训》：“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鲧于羽山。”

[7]《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61～262

[8]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39

本文原载于《中州学刊》2013年第1期。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5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论点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