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要过春节了，节假日休几天、怎么休，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休闲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按照这种说法，其实我国休假制度变迁的背后，也是国人从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革命人”慢慢成为独立“个人”的过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春节不放假
我国的假期分为两种，一种是制度性假日，例如周末、国庆节、劳动节；一种是节日性假日，如春节。回忆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休假方式，一位退休老人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只记得周末都是“义务劳动日”，哪有什么休闲。
以1967年初的政治风气，“革春节的命”是很自然发生的。1月25日，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发表春节不回家的倡议。《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五十七个革命组织联合发出破除旧风俗，春节不休假，开展群众性夺权斗争”的倡议书。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何谓“革命化的春节”，简单说来有三点，一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春节不回家，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变冬闲为冬忙；二是禁止春节里的一切所谓的“封建习俗”，如放鞭炮、烧香拜佛、舞龙舞狮、磕头拜年等；三是不准大吃大喝，更不准打牌。人们熟悉的春节习俗唯有贴春联一项被保留，但内容却大为不同，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三十不停战，初一接着干”。
那时候最典型的过春节场面是：一家人围坐在毛主席像下吃年夜饭。饭前,要召开一次斗私批修的家庭会,做父母的会放下架子,和子女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儿女也可以向父母“开炮”,最后全家人把思想统一在“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光辉教导上。人们春节见面问好，也不说“恭喜发财”之类的传统吉祥话，改说“祝你今年能够见到毛主席”。
过年的气氛，吃是重要一环。当时除了在家里不准大吃大喝外，城里的单位食堂、农村的公社食堂，还会组织人们吃“忆苦思甜饭”——用野菜、树根，加上玉米糊、地瓜干之类的东西煮成粥，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牢记“万恶的旧社会”，热爱新社会。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但并没有立即恢复春节放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以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了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来信的读者一位是工人，一位是农民，信中朴实地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化、战斗化春节”的疲倦：
“林区第一线的工人不休星期日，一年中仅有这么几天假日，应该让他们好好地度过这个节日。”“农民一年到头，春节是放假休息的时候。说实在的，春节不放假，搞疲劳战术，群众过不好年，心里不痛快，干活也使不上劲。”
几天之后，部分省份开始宣布恢复春节休假。到1980年，我国全面恢复了春节休假制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忙碌的单休时代
“春节不放假”，惹得天怒人怨，终于在“四人帮”倒台后结束了。这时的中国人，每年有两个长假，即春节、国庆各放三天，平时为每周日放假。中国人从此进入了单休时代，单休制一直延续到1994年才结束。
其实，“礼拜天”这个宗教用语在清初就开始进入中国，并被接受。辛亥革命后，7天一次的“礼拜天”休假日沿袭了下来，奠定了后来的基本休假格局。
由于一周只有星期天才能休息，那时的上班族到了周末，大多是在家里打扫卫生、修理电器和家具、看望老人等等，也没办法好好休息。
家住广州的施静美如今已经退休了，她回忆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单休假日”——自己在家处理家务，丈夫带儿子去附近公园玩耍，如果自己做完家务还有时间，就看看电视或报纸休息一下。
像施女士这样的情况是普遍现象。因此，单休时代，还流行这样一个说法：“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由于周末只能休息一天，上班族很难离开自己工作生活的城市到外地去，某种程度上，人们其实是被“固定”在了土地上。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与向往，使得介绍外面世界的央视《正大综艺》成了当时最红火的节目。
没有假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度存在的“票证制度”也阻挡了中国人在大地上自由行动的步伐。没有票，有钱也买不着东西。普通人出门不仅要自备粮票，还得让单位出具出差证明，没有介绍信、没有粮票，可谓是寸步难行。即便出了门，乘坐交通工具也分三六九等，普通人只能坐汽车或者火车硬座、硬卧，乘软卧、飞机都得有介绍信。对那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旅游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1995年：双休日正式来临
1995年3月6日，纽约。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参赞孔德涌和往常一样，翻看着当天的中国报纸。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一条不足400字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题为《大陆将逐步实现每周五天工作制》的报道提到，劳动部的官员透露，将缩短工时至五天，但具体实施日期未定。
数日后的3月25日，他从《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上读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发国务院令，从当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五天工作制。
“当年烧开的一壶水，如今终于可以拿出来沏茶了！”孔德涌心中感慨。
来联合国前，孔德涌曾任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烧这壶水”，这个研究中心正是始作俑者。他的前任胡平点了第一把火，他接任后点了第二把火。
巧合的是，也正是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所在的大楼里，1979年，来这里出席国际会议的胡平最早萌生了在中国实施五天工作制的想法。
当时，胡平每天马不停蹄地参加会议。但星期五下午，却无会议安排。出国参会时，他总是十分留心其他国家的工时制度，常假装不经意地向人打探：“你们周末打算做什么？”他渐渐发现，五天工作制是时代潮流。
1986年5月，“缩短工时课题组”成立。在缩短工时民意调查中，80%以上的人选择了“增加一天休息”。到了1994年3月，单休制度终于松动，我国开始实行“大小礼拜”，大礼拜每周休息两天，小礼拜休一天。
这时的中国人，才开始有了“度周末”的意识，很多人生平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就是趁着大礼拜的空隙完成的。
在“大小礼拜”推出后一年，1995年3月25日，我国开始全面施行双休日制。短途游需求爆发，旅游市场呈现井喷式增长，导游一下子供不应求。
1999年：“黄金周”来了
休假可以休息、享受，也可以拉动内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国内经济，法定节假制度在建国后迎来了又一次重大调整。
1998年夏天,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1999年春节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到湖北灾区看望慰问灾民。吃年夜饭时，国家能源委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向朱总理提出了关于增加节假日的建议。
“我对总理说，现在这个形势恐怕涨工资不现实，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这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张国宝说。
春节假期结束后，朱镕基回到北京就把是否增加节假日的事交代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研究。
到了当年9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形成7天长假，从当年国庆起开始执行。2000年6月正式确立“黄金周”假日制度。
幸福来得有点突然，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全国放假7天时，有些人还没准备好。到了第二年，国内的旅游景点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出境游也同样火爆，中国人开始“包围”全世界的著名景点。近到东南亚，远到欧美，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哪里都有中国人！”是人们“黄金周”出境游的普遍感受。
2008年：传统节日变成小长假
“黄金周”带动经济、释放人们出游需求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路上堵、景点闹、吃饭难……有人还把“黄金周”戏称为“黄金粥”。另一方面，民间要求重视中国传统节庆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2007年12月7日，中国的休假制度又一次发生变革。
国务院通过修改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从以往的3个7天长假模式变成“2+5”模式，于2008年1月1日实施。具体来说，即保留国庆和春节两个“黄金周”，全年有5个3天的小长假，全年节日总放假天数由原来的10天增至11天，加上双休日，人们全年的假日时间达115天，一年中有近1/3的休假期。
推动这个转变的第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从2004年的全国“两会”开始，他连续四年提交“将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纳入法定节假日”的议案，促使这一建议于2007年12月被国务院正式采纳实施。
与此同时，由于“带薪年假”开始得到重视，“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等出游模式也渐渐被人们抛弃。人们的休闲方式越来越多元，反映出近年来“慢生活”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更多的人开始把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当作人生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