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全歼蒋军精锐部队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决战。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历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等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实力快速缩减，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失败，不但丧失大片控制的土地，国军损失了主力近150万人，更有超过100万的部队与国民党政府官员起义。新华社在10月24日播发了济南战役的战果：毙伤国民党军22423人，俘王耀武以下61873人，其中将官23人，战场起义2万余人，缴获辎重弹药无数，美联社对此评论：“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集中了53个师，70余万人，1948年9月12日发起辽沈战役，历时52天。东北野战军主力在攻占锦州同时在塔山和黑山阻击了侯镜如兵团和廖耀湘兵团，长春郑洞国部起义后林彪挥师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并顺势攻占沈阳，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伤亡6.9万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经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由刘伯承攻占宿县截断徐州退路一举改变形势，分别在碾庄、双堆集、陈官庄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以伤亡13.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平津战役在11月29日发起，历时64天，华北杨成武部在新保安歼灭35军，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攻克天津并包围北平迫使傅作义接收改编。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被歼灭和改编，使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等少数据点及绥远西部外，全部获得解放。

1949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举行谈判（即所谓“划江而治”），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但是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谈判宣告破裂。

1949年4月21日拂晓5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九江东北）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击溃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4月23日解放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统治宣告终结，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接着各部队展开猛烈追击，先后占领苏南、浙东、闽北、赣东北广大地区及杭州、南昌等地。5月17日解放武汉三镇，5月27日攻占全国经济中心上海。6月2日解放崇明岛。7月上旬解放军向福建进军，至10月下旬解放了除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外的福建全省。

渡江战役后，各野战军立即按照中央军委的既定部署，分别向中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进军。1949年4月解放军进军中南，至9月上旬解放鄂西、湘北、赣西北、赣南广大地区。5月解放军进军西北，5月20日解放西安，8月解放兰州,9月解放西宁、宁夏。同月25、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至此解放了西北全境，国民党只剩下西南一隅之地。

1949年9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先后解放湖北.湖南。林彪部在衡宝战役挫败白崇禧，随后以优势兵力占领广西全境，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由鄂西和湘西分路出发，突破国民党川鄂湘防线，占领秀山、西阳、彭水等地，贺龙也率第一野战军翻越秦岭，乘胜追击，歼灭敌宋希濂兵团、促使罗广文，陈克非兵团起义。30日蒋介石匆忙逃往成都，当日重庆解放。

1949年9月，带有制宪会议性质的由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通过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决定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13日，解放军兵临广州，李宗仁只得飞往重庆。10月24日，解放军发动金门战役失败。11月16日，李宗仁胃病复发，出现十二指肠出血，遂于11月20日以治病为由转往香港。12月5日，与夫人郭德洁，两名儿子及随从又从香港飞美国纽约就医。

1949年11月初，云南省主席卢汉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云南通电起义，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迅速攻占邛崃和雅安，在成都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外逃的道路被全部封锁。

此时蒋介石仍想死守成都，作为反攻 大陆的基地，而当时国民党手中的大城市也只有成都和宜宾了，宜宾是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共地下党郭汝瑰时任第22兵团司令兼第72军军长，专门负责宜宾防务。

1949年11月末，郭汝瑰主动找到解放军要求起义，12月11日长江重镇宜宾和平解放。而前一天，也就是12月10日，蒋介石仓惶逃离成都，前往台北。随后第二野战军进至大邑，新津。胡宗南也逃离成都，成都市区在没有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开始谈判，12月30日，贺龙率第一野战军和平解放成都，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进驻昆明，并相继解放四川、贵州、云南、西康等省。

至此，解放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中国大陆几乎全部归属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大战役大获全胜的谋略和智慧

人民解放军自上而下形成军事民主的氛围。图为炮兵连长利用沙盘给战士们讲解地形地物，共同研究攻坚战术。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组织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的战略决战，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不少国外军事史学者对此反映“很难理解其中奥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人民解放军，通盘谋划战略、缜密部署方案，一环紧扣一环，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善于正确采纳前线指挥员的作战意图，使战役能很好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充分调动指挥员的积极性，谱写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

善于听取意见 不盲目决策

纵观三大战役整个过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关系全局胜负问题上所作的重大决策都没有发生失误，这是坚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领导方法的必然结果。

1948年6月，虽然敌我军事力量对比起了显著变化，人民解放军兵员装备都有了改善，但国民党军队在数量、装备方面还居于很强的优势，并且有美国的强大援助。

1948年8月国民党南京军事会议确定了战略收缩的方针，准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如果国民党战略收缩计划得逞，我军不仅丧失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而且国民党军队撤至关内或江南，将给我军之后的作战增加极大的麻烦。如此，则必然大大推迟解放战争的胜利。

重要关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分析认为，尽管存在一定困难和风险，但机不可失，毅然决定趁敌人犹豫不决、尚未决定逃跑之时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每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前，不仅经过各位领导同志集体研究，各种不同意见反复切磋；而且一再征询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同他们商量。对于前线指挥员的不同意见或补充意见，慎重、认真地加以研究后反复考量，大胆决策。

例如，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辽沈战役开始时，就抓住锦州这个战略要点的攻取问题，向东北野战军发电指示：只有打下锦州你们才有主动权。对于先打锦州，起初毛泽东仍以商量的口吻征求林彪的意见，并未下最后命令。林彪对先打锦州一直顾虑重重，再三向毛泽东提议先打长春，并于1948年4月18日说明进攻长春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林彪考虑的是小风险和渐进的打法。4月22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同意先打长春，但强调：“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

5月下旬，林彪先派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并不能容易达成预期，遂改用严密围困的办法攻城。9月28日，林彪才决定“先打锦州，再打锦西”，并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电。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很高兴，于30日复电：“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这时，国民党军发现林彪部都已兵指锦州，立即从傅作义手里调集了5个师，并放弃烟台，抽调第三十九军增援锦州。这时，毛泽东命令林彪尽快攻克锦州。但当林彪得知国民党军增兵后，攻锦决心又动摇了，便致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请求回师打长春。电报发出后，罗荣桓才知道消息，“于是他说服林彪撤回这个电报，可电报已经发出，他便亲自起草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路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他在这封非常关键的电报中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

毛泽东接到林彪电报后很生气，立即复电要求林：“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后来毛泽东收到罗荣桓发的第二封电报十分欣慰，在10月4日清晨6时电复：“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可见毛泽东对大局的正确决策问题毫不含糊，既不盲目听从，也不盲目决策，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战略构想的权威，使战术步骤得到有力执行。

集思广益 发挥集体智慧力量

在淮海战役战略决策中，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坚持集思广益，择优从善，充分发挥了集体智慧。

当时，毛泽东曾考虑让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长江南进作战，并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后重新筹划，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决定集中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淮海战役的决策，与毛泽东的战略奇想和我党从善如流“放手使用”前方将领的宗旨密不可分。

最早提出发动淮海战役这个建议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战略形势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对此，粟裕通过对中原战场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得失利弊的认真分析，三次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斗胆直陈应在中原战场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议。

1948年1月22日，他向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31日又向中央军委发电重申“子养电”的观点，4月18日再次向中央军委建议我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粟裕的三次“斗胆直陈”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过党中央研究决定，这个建议构成了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粟裕又力促“小淮海”演变成“大淮海”。9月24日，人民解放军突入济南内城，粟裕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并报华东局、中原局，考虑到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并为将来渡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如果这时“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25日中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中央军委：“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

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军委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答复电报：“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毛泽东发出电报后继续深入观察和思考着战局。他和粟裕同时意识到了战争规模和影响比原来预想可能要大得多。9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起草电报指出：“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

在淮海战役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走了两步最关键又最精彩的“棋”：一是首先歼灭黄伯韬兵团，争取了战役主动权；二是截断徐蚌线。这第二步“棋”，军委原来的作战方针中并没有提出，是刘伯承根据军委作战意图及敌我态势变化，在战役发起的前三天，致电中央，提出“首先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会攻徐州之形势”的建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认为这个建议非常重要，立即采纳。实践证明，截断徐蚌线对整个战役的发展起了加速作用。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中原野战军在10月22日攻克郑州。同日，毛泽东又提出新要求：力争包围并全歼徐州“剿总”刘峙全军构想已经初步形成。31日，粟裕经过深思熟虑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毅）军长、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当即研究，同意此建议。

1949年1月10日，当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西柏坡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将周恩来和赶来参加中央会议的刘伯承、陈毅请到自己居室做客。他说：“根据敌我态度和种种主客观因素，做出重大决策，这并非太难，难的是各战场的主要指挥员为贯彻既定的方略，须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始终保持冷静，处理得当。”

军事民主 有力保证决战胜利

三大战役中，不仅军委和一线作战部队领导之间，而且各级指挥员中也都能注意采用军事民主的方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开动脑筋想办法，集思广益，完善战法，连队中战评运动空前活跃；战前练兵，群策群力，研究各种战术。战斗遇到困难，连长、指导员在火线上开会，反复研究攻克敌阵的方法。这些做法，为提高人民解放军战斗力，取得战役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设计和指挥三大战役的毛泽东通常更关心大战略大问题，基本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应该怎么做，更不会越级去干预前线将领的具体行动。原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曾回忆说：“前线指挥员的胆略、智慧和威望，也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贯彻和补充作战方针，并根据情况变化，采取机断处置，适时调整部署，这个环节如稍有失误，也不可能取得战役的全胜，甚至弹打鸟飞，功亏一篑。”“毛主席十分重视了解下情和发扬集体智慧，善于集中下级的正确意见，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并给他们以临机处置的权力，使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得到更好的贯彻，这更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参谋长李达说：“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为何十分重视第一线指挥员们的意见，经常同他们反复商议战役方针，并能认真听取和考虑他们的判断和建议呢？因为他知道只有从战争中来，才能知道战争。这也是他提出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理所在。

在辽沈战役中，他研判了当时东北的形势，提出先打锦州的战略方针，对林彪的迟疑和反复的作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罗荣桓修改的战略电报表示了欣慰和赞赏。尽管东北野战军指挥员提出过错误的作战方案，但战后，中央军委对他们的正确意见仍加以采纳。如攻占锦州后，改变了进攻锦西、葫芦岛的计划，而以东北野战军主力围歼廖耀湘兵团，这样就使辽西歼灭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淮海战役的战略构想，就是在毛泽东同前线各将领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磋商后确定的。有时为了择取最佳作战方案，上下级之间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如淮海战役期间，在歼灭黄伯韬兵团后，毛泽东计划接着歼灭李延年兵团，而前线指挥员邓小平等则认为应先攻打黄维兵团，这样对整个战局的发展有利。最终，毛泽东认可了邓小平等前线指挥员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张震后来回忆说：“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

在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原计划先攻取塘沽，而前线指挥员邓华则认为在滨海地区作战有许多不利条件。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意见，命令解放军首先围歼了新保安、张家口之敌，然后完成对平津的包围。

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4个月零19天，歼灭敌军154万余人。三大战役中，从毛泽东、中央军委到野战军指挥部直到团营连等战斗单位，把“发挥军事民主”看成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一环。在战役每个阶段，凡属重要决策和方针性问题，中央军委首先要求一线部队领导提出意见，为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中央军委同各作战部队来往的数百件电报，充分体现了在统一战略意图下进行军事民主协商的精神。集体谋略，是人民解放军同心协力战胜强敌、成就奇迹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条件。（叶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