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遗嘱，他的财产至少有5亿马克
○ 他不惜以加入纳粹党为代价
○ 他要画面上尽量少出现演奏者，多展示他自己
○ 他常以猫做比喻：“你绝不会看见它扑空。”
○ “我喜欢看鸟儿翱翔，我喜欢它们翱翔中表现出的和谐之美，我相信从翱翔中它们也得到了欢乐。我曾想过，下辈子我也许会变只鹰。”
○ “指挥真是一种神秘的体验。进入佳境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做什么。我的双手已经过了三十年的训练，已从我的感觉之中独立出来了——它们会自发地挥动，音乐如流水般滔滔涌流，直到我完全忘记这是我的手在挥动。”——卡拉扬

整个世界仍在聆听传奇指挥家卡拉扬

导读：赫伯特·冯·卡拉扬（1908-1989），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指挥家，世界上薪水最高、最优秀的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指挥。

1908年4月5日，德国著名指挥家卡拉扬出生。

我们对卡拉扬的感情，不仅因为1979年，世界大门刚刚大开时，他率柏林爱乐乐团到北京，演奏了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更因为，我们是通过他的交响音乐磁带，才开始进入古典音乐的殿堂。他的贝多芬，他的勃拉姆斯，他的布鲁克纳。那时候他就是交响乐的具体想象，除他，其他都被屏蔽。到现在，在听过了富特文格勒与布鲁诺·瓦尔特，听过了克莱姆佩雷与卡尔·伯姆之后，你会知道同样的音乐存在丰富多彩的表现方法，他只不过是其中被争议的一枝。但在那个原始启蒙期，我们的耳朵与感官，实在都会被他所制造的音响效果所蛊惑。

他代表着一个充分表现立体声音响效果的时代。他1955年4月5日，47岁生日起接管富特文格勒苦心经营了30年的柏林爱乐乐团，以接近35年时间将这个乐团从富特文格勒抒情中沉思的状态，训练成一支精神抖擞、整齐划一的军队。卡拉扬音响，一方面指乐团在处理每一乐句上精心体现的强烈效果，另一方面指在录音技术上的强化处理。它使强弱对比总是那样的戏剧化，在我们刚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它实在像是一种强心剂。沉浸在这种强化的效果中，常常在现场听演出都会觉得不过瘾。这其实是一种刻意音响的音乐。

我的朋友王毅在讨论卡拉扬指挥风格时，曾认为他像个“祭司”，因为他指挥时经常闭着眼睛，神情肃穆。由此他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在当时的欧洲，柏林爱乐乐团加上维也纳爱乐乐团与德国歌剧院，基本就控制了欧洲音乐的话语权。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卡拉扬在德国唱片公司连续三次录制贝多芬交响曲，两次录制勃拉姆斯交响曲，光是贝多芬交响曲的唱片就发行了700多万张（遗憾的是，后来的录音，技术越进步，对音乐的诠释越形式化），真是构成了一片黄色的海洋。

现在回头，在听过各种各样指挥家的演绎后，再来感觉卡拉扬依靠技术所精心制造出的效果，总觉得越是大作品越是因太多的速度、强弱对比，真正能深入人心的力量反而被削弱。尤其是对三B（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克纳）的表现。他统帅柏林爱乐乐团的魅力其实是在效果强烈的描写性作品上，无论哪国的作品。比如德彪西的《大海》，莱斯庇基的《罗马的松树》。

立体声时代对音效的强调，其实是唱片公司所主导与推动的，美国公司水星与RCA在当时推动着德国唱片公司必须提高效果能力。从这个意义，喜欢录音技术拓展的卡拉扬实在是唱片公司手里的一个工具，他帮助了唱片公司成就了声音表现的理想。但如果将他在德国唱片公司录制的唱片与他五十年代在EMI公司录音比，EMI他早期的录音普遍要好于后来的录音，所以，技术不一定就代表着进步。

01
柏林爱乐人人是大款

长笛演奏家詹姆斯·高威在刚来到柏林的时候，曾打算贷款购买一处住房。当他在售楼处亮明自己柏林爱乐乐团首席乐手的身份时，房产公司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贷款请求。

柏林爱乐团员的工资相当可观，比德国其他乐团的团员高出10%到15%，加上其他收入还要翻上一番。他们灌唱片、上电视、拍电影、参加音乐节演出、教课、担任独奏，都会得到丰厚报酬。乐队有13个下属音乐团体：三重奏组、四重奏组、室内乐团、铜管乐队、“十二人大提琴组”，甚至还有低音提琴组。由于冠有“柏林爱乐”的头衔，这些团体演出的票房情况非常好。其中许多还灌录了唱片。小提琴家梅纽因在回忆录中写道：“卡拉扬护着他的团员，确保他们有丰厚的报酬和高品质的乐器，鼓励他们各自组织室内乐演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他们的士气。”

卡拉扬本人的收入来源有两个，一是作为指挥家的年薪及演出收入，二是录制唱片的收入。卡拉扬深知自己的身价，对所谓应得的报酬从不含糊。

1955年初，到任不久的卡拉扬就向乐团提出条件：要保证他及他所邀请的独奏家拿到全欧洲最丰厚的待遇。他的起价是每晚2000马克，比当时任何音乐家在伦敦的报酬高50%，是全欧洲最高价。他后来还不断要求涨薪，直到1973年每场演出费达到1万马克时才罢休。他还先后在多个欧洲乐团兼职，如1956年兼任维也纳国立歌剧院音乐总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钱、最令人羡慕的歌剧院总监”。

与录制唱片的收入比，年薪就微不足道了。卡拉扬录制唱片，每张都有不菲提成。如他于1962年灌制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胶木唱片，15年内卖出120万张，每张可获零售价一成的版税。如今，他生前录制的唱片至少有半数仍在DG、DECCA、RCA、EMI、SONY等大公司的品牌下销售，版税权益可一直维持到他逝世后70年。

根据遗嘱，他的财产至少有5亿马克。

02
“为了那份工作，我都可以去杀人”

卡拉扬早年学习钢琴，5岁就登台演出，11岁就与乐队合作演奏莫扎特的协奏曲。15岁时，他在音乐会上看到托斯卡尼尼指挥，大师在舞台上的威严和魅力让他折服，他的内心发出了青年刘邦看到秦始皇仪仗一般的感慨：“音乐家当如是也！”当指挥，驾御舞台上的一切，成为他的最大梦想。

1928年12月17日他第一次登台指挥学院的一支学生乐团。第二年元旦，21岁的他就为成为职业指挥家忙碌开了。听说乌尔姆歌剧院因为指挥生病，需要招聘新的指挥，卡拉扬立即从亲朋好友那里筹集资金，雇用家乡的莫扎特乐团（他的父亲在这里演奏单簧管），安排1月23日在萨尔斯堡举行一场音乐会。有两点他必须要做到，一是剧场满座，第二一定要请到乌尔姆歌剧院的经理。他发出了足够的请帖以保证剧场座无虚席，乌尔姆经理当晚果真大驾光临。结果，卡拉扬梦想成真，乌尔姆的新任指挥一职落在了他的头上。

作为德国的80个地方小歌剧院之一，乌尔姆只有22个乐队坐席，有限的舞台资源很难吸引大牌歌手。卡拉扬看中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当指挥，可以在歌剧制作的各个方面积累经验。指挥之外，卡拉扬要训练合唱团，管理舞台事务和灯光（对他这是特别的兴趣，来自他对技术的偏爱），甚至还要做剧目推广工作。

在乌尔姆的演出季之间，卡拉扬在其他地方工作，包括萨尔斯堡音乐节。在那里他协助理查·施特劳斯和托斯卡尼尼的排练。他经常去观看托斯卡尼尼在米兰斯卡拉剧院的指挥——一个对于他了解如何控制乐队非常有意义的体验。他同样获得了对于意大利美声唱法的鉴别能力，这在当时的德奥指挥家中是比较欠缺的。

在乌尔姆羽翼丰满后，他决心到更高档次剧院去工作，而且不惜以加入纳粹党为代价。

按照档案中的证据，卡拉扬1933年在萨尔斯堡加入了纳粹党，这时希特勒上台还不到3个月。但卡拉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是在1935年希望成为亚琛歌剧院指挥的时候才加入的。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为了那份工作，我都可以去杀人。摆在我面前的那张入纳粹党申请等于是一道门槛，跨过它就意味着可以得到无限的权力和对乐团的资助，我就可以无拘无束地指挥音乐会，还有旅行演出，可以有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条件则是必须入党，还有不时地为党员们来一场演出。于是我说管他什么条件都无所谓，并在申请上签了字。”

03
卡拉扬与爱犬

亚琛歌剧院拥有70人的乐团，300人的合唱队。卡拉扬1936年被任命为这里的音乐总监，成为德国最年轻的音乐总监。在这里，他的事业一路绿灯，一年要指挥40套不同的曲目。并得到了在维也纳和柏林指挥顶级乐团的机会。

1938年4月9日，卡拉扬第一次指挥柏林爱乐的时候，就恨不得马上把这支乐团变成自己的亲兵卫队，因为在这里他找到了由彪罗、尼基什和富特文格勒等著名指挥家所创造的、比他梦想的水准更高的音响效果。

卡拉扬统领柏林爱乐的雄心过了将近20年才变成现实。一则因为柏林爱乐当时的指挥富特文格勒对迅速崛起的卡拉扬心存成见，老人不希望卡拉扬染指柏林爱乐;再则纳粹统治给欧洲音乐和艺术带来的浩劫，卡拉扬下赌注似的把自己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差点儿毁掉自己的艺术生命。好在耐心是卡拉扬的最大优势之一。他一直认为天资、勤学和苦干精神是事业的必备条件，并得出结论说：“现实生活中，极多的人都没有毅力坚持、学习，还有等待、等待、再等待……”

卡拉扬的耐心得到了回报。1955年柏林爱乐乐团访问美国前夕，富特文格勒去世。乐队选择卡拉扬来领衔这次演出，他获得了渴望已久的成为乐团永久指挥的承诺。演出成功后，乐手选择他担任音乐总监，投票结果很快被柏林参议院确认。

04
朋友都是商人

曾有一位音乐评论家这样说：“卡拉扬的朋友都是商人，富特文格勒的朋友都是哲学家，克伦佩勒的朋友都是音乐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卡拉扬的行事原则颇有商人的味道。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卡拉扬因为加入过纳粹党而被停止指挥工作赋闲在家。“患难”中，EMI唱片公司制作人瓦尔特·莱格成了他的铁哥们。1946年1月，莱格来到维也纳，为自己的唱片公司招募指挥天才，以期能在新兴的LP唱片市场独占鳌头。莱格回忆：“我们差不多天天见面，关于合同的谈判延续了6个月，他并不急于签约，尽管他既无钱又无工作。我从未见过任何人能像他那样，处在那样的境况下内心仍那么宁静、那么泰然自若。”与EMI的合作，奠定了卡拉扬战后事业发展的基础。

对于柏林爱乐首席指挥的职务，卡拉扬尽管垂涎多年，但是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他的表现却是非常的理智和耐心，最终他在这场角逐中获得全胜。

早在富特文格勒去世前，柏林爱乐的经理就与他接触。他对卡拉扬说：“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你愿不愿意来我们乐团？”卡拉扬答应了他但要求不要声张。

1955年，富特文格勒去世当晚，卡拉扬接到哥伦比亚演出公司的安德烈·梅顿斯打来的电话，他告诉卡拉扬，富特文格勒同哥伦比亚公司签有率团访美演出的合同，若要履行合同，必须让卡拉扬来指挥，否则该合同会被取消。卡拉扬的答复是，只有在柏林爱乐指定他是富特文格勒的继任者的前提下他才能同意。很明显，卡拉扬不愿意把美国巡演当作乐团对自己的考察，而是希望以乐团未来指挥的身份前往。梅顿斯满口答应，却没有落实。

卡拉扬心急如焚地想得到这个职位，他给柏林市长挂电话，建议就访美一事开个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他安排市长当众问他访美归来后会不会接手乐团，他自己表示愿意——卡拉扬以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继任的消息公开，生米就可以煮成熟饭。

美国演出归来，卡拉扬开始在合同上力争自己的权利。他提出乐队经理必须由他来选择，还要在合同中写明他这个音乐总监是终身职位，理由是，只有知道自己不会被撤换，他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卡拉扬还放出话来：如果签终身合同有难处，写成99年也成。这在柏林爱乐是破天荒的。这纸合同直到12年后才正式签署。

05
我从来不直接听唱片

20世纪末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卡拉扬一生录制过900种录音，销售量超过一亿一千五百万张。他逝世快20年了，每到他的重要纪念日，唱片公司总要发行一系列的关于卡拉扬的唱片或者影碟。今年4月5日逢卡拉扬百年诞辰，唱片公司推出的卡拉扬视听产品几近疯狂。EMI挖掘出他1946到1984在该公司的全部录音，共160张CD，分成器乐和声音两大盒上市。卡拉扬的另一个老东家德国唱片公司推出了4款新DVD，以及一套十多张的卡拉扬大师录音，其日本分公司则干脆把他在DG的全部录音制作成240张CD一并推出，让人瞠目。

1939年卡拉扬的录音生涯就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录音，是指挥柏林国立乐团演绎莫扎特的《魔笛》序曲。1947年卡拉扬欣然接受瓦尔特·莱格的邀请，加盟EMI公司。他来到伦敦指挥爱乐乐团。除了频繁的演出之外，卡拉扬与EMI的密切合作，从1946年到1984年，制作了超过1000小时的录音。卡拉扬不仅是世界上唱片销售最好的指挥，而且是EMI公司有史以来唱片销售最好的艺术家。

每次录音技术的升级，卡拉扬都积极响应。他一生曾经4次灌录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分别经历了单声道、模拟立体声、数字立体声和激光影碟4个技术阶段。

在录音室里，卡拉扬总爱用随身听来检验所灌录唱片的效果。他说：“我从来不直接听唱片。录音带的品质总要比唱片略差，要是录音带听上去都挺好，我就知道唱片品质无可挑剔。当做完最后的修正，确认唱片已完美无瑕，我就再也不听它了。”

1951年卡拉扬开始试验把自己的演出拍成电影。在1970年到1982年，他指挥的20场演出，由慕尼黑的UNITEL公司进行了电视录像。1980年他成立了自己的一家电影公司特里蒙代尔（TELEMONDIAL），总部在摩纳哥，计划拍摄复活节音乐会的演出，为后人保存他的核心剧目，也为即将诞生的数字影碟准备素材。

影片拍摄时，卡拉扬多次充当了导演的角色。当要拍摄卡拉扬的手的时候，卡拉扬就让拍摄人员把摄影机放在他的肩上，以便把他的手的动作拍得更清楚，避免远距离拍摄时造成的画面变形。

整个拍摄过程中，卡拉扬总是在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把地下室装备成了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剪辑室。如果一部交响曲影片长45分钟，则其中41分钟都是卡拉扬的特写镜头。他要画面上尽量少出现演奏者，多展示他自己。

1980年代，卡拉扬在一位单簧管乐手的任用问题上，与柏林爱乐产生摩擦。双方都据理力争，互不相让。1984年夏季，DG公司与乐团的唱片合同终止，乐团开始与CBS(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商讨将卡拉扬排除在外的录音合作。与此同时，乐团还威胁要撕毁跟卡拉扬的特里蒙代尔影片公司所订合同。这意味着卡拉扬无法完成贝多芬九大交响曲的拍摄，而这是他将自己的核心曲目拍摄录像的一期工程，已为此投入了大笔资金。卡拉扬立即与维也纳爱乐和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接触，寄望于他们能帮助他完成贝多芬交响曲的录像。两家乐队均表示爱莫能助。

卡拉扬终于放弃了强硬立场，这场旷日持久的冷战，以他的妥协收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录音合同在卡拉扬心目中比演出合同更重要，他害怕失去录音录像的合作者。如果没有这一切，他就丢掉了最重要的推广渠道。

06
我在一片黑暗中把它降落在跑道上

卡拉扬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艺术家。自幼就是登山和摩托车运动的爱好者。他年轻时曾出过几次重大事故，但都挺了过来，还毫无畏惧地继续投身于潜水、滑冰、飞行、滑翔、滑雪等项目，终生未辍。54岁时他登上勃朗峰去滑雪，对此他倍感自豪。1983年他回顾这一壮举时说：“那是我一生中身体最棒的时候。”

赫莉莎拉是卡拉扬的一艘装饰豪华的赛艇，人员配备达25名。他喜欢驾这条船航行，他认为没有哪种运动像航海这样需要多人的齐心协作。

出航的时间通常是下午，船员们会把赫莉莎拉停靠在他宅前的海湾里，然后划橡皮艇来接他上船。1982年，卡拉扬参加了一次从法国土伦至意大利圣雷莫的帆船比赛，海上几乎无风，待在船上又热又不舒服。大部分赛程中，卡拉扬都只穿一件泳衣，但他非常开心。

卡拉扬从事运动绝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在工作。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的表演要完美，不论是在指挥台上还是在赛艇、汽车或飞机的驾驶座上。完美就是他的快乐。不管是在驾船、开车还是开飞机，他都是专心致志，颚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不允许自己分心。

卡拉扬酷爱开飞机，但凡有新机型被他看中，便会买进。有一次音乐会中场休息时，他和同样拥有私人飞机的SONY公司首席执行官大贺典雄聊天。卡拉扬说自己又买了一架喷气式，大谈装潢和改造驾驶舱的技巧。大贺说他的这种飞机款式并非最佳。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下次两人见面，卡拉扬已经将那架新飞机卖掉，换了大贺建议的飞机。

卡拉扬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也同样自豪。有一回他的传记作家坐他的飞机，卡拉扬以令人赞赏的技术在变化不定的侧风中将飞机降落在慕尼黑机场。他最为骄傲的是那架德索尔德喷气飞机，以及在这架飞机的制造厂接受的高难度训练：“他们(制造厂的工作人员)半夜三更把我叫起来，把我塞上飞机，然后要我在一片黑暗中将它降落在跑道上。”

当别人问到卡拉扬是如何投身自己喜爱的项目，如音乐、飞行、滑雪的时候，他常以猫做比喻：“留意观察猫，你会发现，除非有成功的把握，它不会轻易扑击。它要先审时度势，再决定是否出击。你绝不会看见它扑空。”

有一次，卡拉扬与友人在他家附近散步，他注视着前面的悬崖，那儿有几只鹰在翱翔。卡拉扬说：“我喜欢看鸟儿翱翔，我喜欢它们翱翔中表现出的和谐之美。我敢肯定，它们翱翔不仅只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得到了飞翔的乐趣。”他顿了顿，凝视后一笑：“我曾想过，下辈子我也许会变只鹰。”

07
是时候打破卡拉扬神话了

2008年是著名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1908-1989）百年诞辰，唱片公司竭尽全力以此做文章，各种纪念活动排满了全年。可是在莱布雷希特眼中，卡拉扬“在道德和创造力上都一无是处，他的神话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真令人难以置信，老怪物居然又回来了。走遍巴黎任何一条大马路，广告牌上到处都是他那双眼紧闭冥思苦想的神态，这神态曾令他的乐手们迷惘继而愤怒。在家门口的唱片店，他那些大牌公司包装的大盒套装和根据几首之前未发表的作品录制的新唱片，几乎把现场录音的大师们挤下了货架。

从萨尔茨堡、卢塞恩到柏林、维也纳，全世界的音乐节和交响乐团都在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连日本都响彻了“记住！卡拉扬08”的口号。今年无论你朝哪里看，赫伯特·冯·卡拉扬都在古典日程的首位，因为整个行业都在全力以赴保证他的首要位置。

比起其他艺术形式，古典音乐简直是周年纪念的囚徒，音乐季策划多数根据死去的作曲家而定，2006年是莫扎特，去年是格里格和埃尔加，接下来就是梅西安。不过以作曲家为核心总还能激发一些新想法和新作品，但把一个过世的指挥推出来则根本没有创造性的价值，顶多唤起一种无谓的英雄崇拜罢了。

死神面前人人平等，但对于那些死时富有的人来说，他们还有机会买到不朽。没有一个古典音乐家去世时比卡拉扬更有钱，哪怕帕瓦洛蒂也赶不上。卡拉扬于1989年7月去世，遗产总额高达2 亿英镑，而唱片版税直到今天仍源源不断流进他第三任妻子艾丽叶特的腰包——她曾经做过Dior的模特，最近刚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卡拉扬是史上录音最多的指挥，名下有900余张唱片，其中包括5套交（单声道版、立体声版、视频版、数字版和超强视频版），唱片大牌DG公司三分之一的收入由他而来。他一手遮天，将伯恩斯坦、索尔蒂、哈农库特、巴伦博伊姆和其他潜在对手都挤出了萨尔茨堡和柏林。正是在这两座“要塞”中，他肆无忌惮地将艺术商业化，令文化倒退。

卡拉扬鄙视现代主义，对大部分在世的作曲家和歌剧作品避之唯恐不及。他的价值观完全属于纳粹时代，结合了对新技术的狂热和对英雄式艺术的偏爱。不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卡拉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生于萨尔茨堡，在希特勒掌权前一直苦苦寻找事业机会。当犹太人和左翼音乐家遭到驱逐后，27岁的卡拉扬成为纳粹帝国最年轻的音乐总监，1938年更被戈培尔誉为“神奇的卡拉扬”。他血统纯正，长着浅色头发、面部轮廓清晰、目光炯炯，一直是纳粹文化的招牌青年，直到他后来不识好歹地同一位有犹太血统的女人结了婚。

战后，他被EMI 的瓦尔特·莱格（Walter Legge）召到伦敦，同新成立的爱乐乐团录制唱片。面对来自战时敌方英国的乐手们，卡拉扬施展出浑身解数，用魅力和技能打造出了一支世界级的乐团，他的标志就是线性美，用审美取代意义。有些人被这种完美的幻觉迷惑，但许多评论人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了他的音乐会在智性上的贫乏。

当伦敦的乐手开始攻击他“无法原谅”的傲慢时，卡拉扬已经踏上辉煌的征途，他即将成为柏林爱乐的终身指挥，并兼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总监。从未有哪位大师掌握过如此大权，到他临终前逐渐辞去各种职务时，给古典音乐留下的却是阴险、反动、反民主的巨大影响。

现在人们“庆祝”的正是这种终身成就，媒体只能用柔光聚焦，用整体的模糊记忆去粉饰宣传。在巴黎看到卡拉扬这种煽动性的姿态让我很惊讶，因为希特勒统治时期，卡拉扬正是在这里指挥了纳粹党歌《高举旗帜》。更让我吃惊的是自学成材的捷吉耶夫和西蒙·拉特尔也称卡拉扬为导师，好像在暗暗觊觎他的权力似的。

在周年纪念的背后，是两部明显的引擎。一部是艾丽叶特·冯·卡拉扬基金，为一些活动买单;另一部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唱片公司，现在想把堆积成山的卡拉扬产品推销到新市场：中国和印度。不过这很可能就是他们最后的“天鹅之歌”。

拿Decca发行的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录制的系列唱片来说，我一听到他的霍尔斯特《行星组曲》中那种宇宙力量就感到振奋，但是很快又为格里格的《培尔·金特》里那种无精打采、自我陶醉的大起大落而感到烦躁。卡拉扬有种趋同音乐的倾向，他压抑不同的音乐个性，使它们全部屈从于他的线性美。听多了卡拉扬就好像一个月天天吃麦当劳，有一种膨胀的味觉麻木的体验。我怀疑那些今年第一次听卡拉扬的人，大约会被他的千篇一律惊呆的。

很多人都在奇怪，为什么古典音乐这个巨大的跨国产业会同气连枝推动一个人的复兴，而这个人没有任何原创性，没有留下任何思想，不能代表任何高尚的人类价值。赫伯特·冯·卡拉扬在道德和创造力上都一无是处。他的神话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