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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文周刊·2019年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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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局:一群能人,拖垮一个大帝国

大唐开元年间,宰相韩休是朝廷出了名的愤青,平时最爱“怼人”,尤其敢于犯颜直谏。

有一次,万年县尉犯了法。万年县由京城直辖,地处天子脚下,唐玄宗下诏将其流放到岭南。

韩休跳出来说,一个小小县尉,所犯也不是大罪,况且朝中还有大奸大恶之徒,之前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仗恩宠,多次贪赃枉法。臣请先处分将军,再处治县尉,老虎苍蝇一起打。陛下若不惩处程伯献,臣便不奉诏。

唐玄宗本来不乐意,见韩休坚定不移,只好同意。

玄宗对这位谏臣一向敬重,每次稍有过失,就左顾右盼说:“韩休知否?”每次话音刚落,韩休的谏疏就送到眼前。

可能是韩休老是刺到他的痛处,皇帝日渐消瘦。左右侍从就问唐玄宗,自从韩休拜相,大家(唐代宫中近臣对皇帝称呼)时常闷闷不乐,为何不将他罢免呢?

唐玄宗却说:“吾虽瘠,天下肥矣。”朕瘦了,百姓就胖了。韩休虽然喜欢顶撞,但我听他谏言,反而睡得安稳。朕用韩休,是为江山社稷考虑。

当时谁又能想到,安史之乱,会将唐玄宗的人生割裂为两半。这位开创盛世、从谏如流的一代英主,后来成为诗人笔下“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昏君。

旧史多认为,安史之乱的祸端,在于唐玄宗晚年沉溺声色,倦怠国政,如《资治通鉴》言:

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安史之乱的锅总不能让李隆基一个人背。

开元盛世背后,危机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

1 开元

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等名相辅佐唐玄宗,大力推行改革,盛世之景如日方升。史称:

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

“救时宰相”姚崇能谋善变,其继任者宋璟老成持重,二人性格迥异,却同心合力,为开元盛世铺平道路。然而,贤相主政的另一面,是接连不断的党争和日益集中的相权

姚崇初秉大权,原本不敢擅自用事,每次有官员升迁之事,都要请示玄宗。一日,他一如往常,向唐玄宗汇报哪些员工要升职加薪,皇帝却置若罔闻,不发一语。

姚崇很慌,以为自己得罪了玄宗,满怀疑虑回到府中。

宦官高力士也不知玄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罢朝后问道:“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

玄宗淡定地说:“朕任姚崇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

高力士明白其中用意,到中书省宣旨时顺便告诉姚崇。姚崇听闻,恍然大悟,从此放心大胆施政,不再有所顾虑。

唐玄宗为姚崇和宋璟大开方便之门,实质上也是赋予宰相特权。

唐初,三省六部权力制衡,将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执行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而到唐玄宗时期,姚崇和宋璟先后上台,都是实质上的“首相”。

其中一个表现在于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时,门下省长官侍中空缺,宋璟为侍中时,玄宗特意不任命中书令。

用一些学者的说法,这是委员制变成领袖制。一方面,集权使三省行政更为高效,姚崇和宋璟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另一方面,集体负责制变成个人负责制,容易造成宰相独裁。

如此政府,君明臣贤,则开创盛世,反之,则危机重重。

开元十一年(723年),姚崇的政敌张说(yuè)返回朝中,重归相位,被任命为中书令。

张说是先天政变的功臣,也是姚崇的死对头。他虽然是开元年间名臣,但另一身份是执掌文坛三十年的“当朝师表,一代文宗”,显然不同于姚崇、宋璟等实干派。

唐玄宗再次重用文坛领袖张说,有逐渐好大喜功,招揽文人粉饰太平的嫌疑,被一些人认为是其执政理念的转变。

张说上台后不久,朝廷设立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请来徐坚、贺知章等文人雅士著书立说,歌颂君王,称赞盛世。随后又由张说主持,在百官、贵戚及外邦使者的见证下,举行了封禅泰山仪式,以颂扬玄宗的功绩。

张说主政的另一个大胆举措,是在玄宗的同意下,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是三省长官会谈协商的办公地点,改为中书门下后,变成了正式的官署,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宰相集权由惯例成为制度。

开元年间宰相集权化的最终产物,是日后把持相位十几年,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接替张九龄为中书令的李林甫,以及在杨贵妃得宠后跻身朝堂,身兼四十余职的杨国忠

2 奸相

李林甫作为酿成安史之乱的关键人物,在史书中难免被妖魔化。其实他并非庸碌之辈,之所以能够上位,恰恰是由于玄宗知人善任。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评价,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

李林甫曾奉命修订整理法典,《开元新格》与《唐六典》都是在他主持下完成。其中,《唐六典》是唐朝最权威的行政法典之一,深刻影响后世法度。

李林甫依法治国卓有成效,在他上台一年后,刑部根据其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58人。一时,各地囚犯锐减,百姓安居乐业,乌鸦在监狱的梁上筑起了巢,朝廷党争渐息,国库日渐充盈,儒家的仁政经由这位“奸相”付诸于现实。

安禄山未起事时,对朝中大臣颇为轻视,唯独忌惮李林甫。

每次部下从长安回来,安禄山就问:“十郎(李林甫)说了些什么?”如果听到好话,就喜不自禁。若是李林甫说了叫安禄山好好检讨自己之类的话,安禄山就会拍着床榻,说:“哎,我死定了!”

李林甫主政使帝国继续安定繁荣,但他独揽大权时排斥异己,阻塞言路,一直为人诟病

史载,李林甫任相时,新官上任三把火,召集谏官训话:“现在明君在上,群臣顺应君主才是正道,用不着多说话。诸位看到宫廷仪仗队中的立仗马吗?平时可是三品待遇,只要乱叫一声,就一无所有了。”

所谓立仗马,是宫中作仪仗的马队,在皇帝上朝时站立在宫门外,不能嘶叫,否则就会被淘汰。李林甫以立仗马来吓唬谏官,命他们不准讲真话。

一个叫杜琏的谏官不相信警告,照样上书言事,第二天就被贬到下邳当县令。朝堂之上再无反对的声音,众臣大多害怕李林甫,或投靠其门下,或默不作声,不敢轻易得罪他。

李林甫不仅控制中央官僚集团,还打压功名日显的地方官员,其中就包括威震边疆的名将王忠嗣

王忠嗣年幼时父亲战死,被收养在宫中,深得玄宗喜爱,与后来的太子李亨交往甚密,成年后被派往北部边疆,屡次击败契丹和奚族,从而崭露头角。

唐玄宗心怀“吞四夷之志”,在开元、天宝年间频繁进行边境战争。仅据《资治通鉴》统计,从开元元年(713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就发生了94次大小战争,王忠嗣正是在唐王朝的“开边”政策下得以建功立业。

天宝五载(746年),年仅40岁的王忠嗣身兼河西及陇右节度使,“配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是唐朝开国以来掌握兵权最大的将领。按惯例,建立功勋的武将往往会入朝为相,这将直接威胁到李林甫的权位。

为了对付王忠嗣,李林甫冥思苦想。

当时,唐军正与吐蕃争夺青海地区的石堡城

唐玄宗曾询问王忠嗣攻占石堡城的策略,为人稳重的王忠嗣却上书说:“石堡城地势险固,吐蕃人必倾尽全力守御。现在攻打必定伤亡惨重,不如厉兵秣马,等待良机,再一鼓作气攻占此城。”

唐玄宗一听,嘿,小王你咋这么怂。正好另一个将领急欲立功,就主动请缨攻打石堡城,玄宗改派他为主将,命王忠嗣派兵支援。结果,唐军果然无功而返,那人回到长安,心中愤恨,借机跟玄宗说,都是王忠嗣从中阻挠。

唐玄宗大怒,李林甫见机会来了,赶紧送上压死对手的最后一根稻草,指使其党羽诬陷王忠嗣,向玄宗告发说,王忠嗣多次声称与太子是互相信赖的少年朋友,准备率军尊奉太子登极。

愤怒的唐玄宗将王忠嗣投入狱中,命令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三司会审,本来要判死罪。幸而王忠嗣的部将哥舒翰求情,竭力诉说其中冤屈,请求以自己的官爵为领导赎罪。玄宗转念一想,说我儿子居于深宫之中,怎会与外人合谋呢?

王忠嗣这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汉阳太守,一年后抑郁而终。

李林甫与王忠嗣之争,是开元、天宝年间宰相与边帅斗争的一场大戏,也是后来杨国忠与安禄山矛盾激化的预演,而唐玄宗并未嗅出其中的火药味。

3 太子

王忠嗣一死,最苦的是太子。

当时李亨正当壮年,却已头发斑白,平时不敢使唤宫女,甚至连乐器都不敢碰,只因他怕落下纵情声色的罪名,被李林甫一党弹劾。如此压抑的环境,没病都得憋出病来。

李林甫本想用一石二鸟之计,借王忠嗣扳倒李亨。在王忠嗣死后的几年间,李林甫党羽对朝中涉及东宫的人一一进行排查,因受牵连而遭到流放、贬谪的官员就多达数百家。只有高力士等为数不多的太子党一直帮李亨说话,才屡次化解危机。

李林甫这么仇视李亨,只因这位太子并非他所拥戴。

在李亨之前,唐玄宗原本立次子李瑛为太子。

李瑛是赵丽妃之子,可当时唐玄宗最宠爱的是武惠妃。武家女子的政治野心不容小觑,武则天的这位侄孙女自从得宠就觊觎着皇后之位。

武惠妃想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寿王李瑁扶上太子之位,于是暗中与李林甫结成政治联盟,为李林甫拜相提供了不少帮助。她还向玄宗哭诉,太子李瑛正在联结党羽,企图加害她们母子。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武惠妃心生毒计,派人召唤太子李瑛和玄宗另外两个儿子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入宫,并称宫里有盗贼,让他们穿上甲胄,带上兵器。

太子李瑛刚一入宫,武惠妃立即向玄宗报告,太子和二王谋反,全副武装进宫,图谋不轨。

自玄武门之变以来,唐朝的宫廷政变都快成日常节目了,唐玄宗受不起惊吓,震怒之下召集群臣商议办法。李林甫说,这是陛下的家务事,不应该由臣下来过问。

唐玄宗当机立断,派兵将太子和二王逮捕,废为庶人,并在一天之内将他们赐死,三人妻族亲属受牵连者达数十人之多。时人知三人之冤,将三个皇子称为“三庶人”。

武惠妃和李林甫的如意算盘也没有得逞。李瑛死后不久,武惠妃突然去世,李林甫支持的寿王李瑁失去了依靠的支柱。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第三子李亨在高力士等人的力推下胜出,被立为皇储,也就此卷入宫廷斗争的漩涡之中。

▲终日生活在恐惧中的太子。【剧照】

在三个兄弟被父亲所杀的恐惧中当上皇太子,仅仅是李亨一连串苦难的开始,当朝野上下沉迷于盛世的狂欢中,他始终处于死亡阴影的笼罩下。

李林甫担忧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不断动摇太子地位,太子党的韦坚、皇甫惟明、李适之、王忠嗣等文臣武将,在李林甫的打击下,或死或贬,全面溃败,皇室孤弱,太子岌岌可危。

唐玄宗并不理解太子的窘境,他以为选几个美女送入太子宫中,就可以弥补自己作为父亲的过失,却不知他们的父子之情早已被政治冲淡。

安史之乱后,李亨与唐玄宗分道扬镳,擅自在灵武称帝,不单单是因为形势所迫,更是开元盛世中这场宫廷斗争的延续。

4 边将

李林甫的政治游戏还不仅于此,为了提防更多如王忠嗣一样军功显赫的边将入朝,他向唐玄宗提议“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由寒族胡人常任边疆各大军区长官。

李林甫的理由是,文官贪生怕死,贵族结党营私,唯有胡人骁勇善战,寒族缺乏党援,由他们常任边帅,才能让人安心。当然,对李林甫本人最有利的,是这些人都不会与他争夺相位。

这一主张,尽管提拔了高仙芝、哥舒翰等威震边关的大将,却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深深的隐患,借此政策上位的包括野心勃勃的安禄山史思明

安禄山凭借唐玄宗的信任,在十几年内逐渐控制河北。

他最擅长的是卖萌。天宝二年(743年),安禄山以平卢节度使(治营州,今辽宁朝阳)的身份入朝拜见皇帝,将拍马屁的本领发挥到极致。

他对玄宗说,去年营州闹蝗灾,臣焚香对天祷告,我若心术不正,愿蝗虫吃我的心;若体谅臣一片忠心,就让蝗虫散尽。臣刚祷告完,北方就飞来一群鸟,将蝗虫吃光了。

这段话明显是在吹牛,可唐玄宗听了大喜,第二年让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

天宝六载(747年),安禄山再次觐见皇帝,他体型肥硕,大腹便便。玄宗指着他肚子,开玩笑说:“你这胡人肚子这么大,都装些什么啊?”

安禄山答,别无他物,都是赤胆忠心。

唐玄宗十分高兴,又让他拜见太子。安禄山愣着不动,说太子是什么官?

玄宗说,太子就是储君,朕千秋万岁之后,他就是天下之主。

安禄山再次装傻,跪下来说,臣愚笨,向来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太子。李亨也不知招谁惹谁了,竟被当众戏弄。

玄宗听了还是大喜,更加中意这个大胖子。

这一举动显然是在表演,安禄山为官多年,岂会不知唐玄宗已立太子,他明白皇帝最怕边将与太子结党,此前王忠嗣的冤案就是证明,才这样装疯卖傻。

这个假装卖萌的胖子,在对付边境的契丹和奚族时,却是另一幅恐怖的嘴脸。

安禄山为立功,常引诱契丹和奚族的首领前来聚会,在宴饮时悄悄用毒酒将他们麻醉,之后命手下割下这些酋长的头颅,送到长安献礼。

边境的契丹和奚族百姓有的被活埋,有的被送到长安,有的则作为自己的战俘。据史书记载,仅天宝九载(750年),安禄山就向玄宗献上俘虏8000多人,这些无辜的百姓,沦为他满足玄宗骄奢之心的道具。

安禄山经营地盘时,唐朝的制度危机也为其提供便利。

玄宗时期,在繁荣盛世的表面下,由于均田制日益崩坏,与之紧密联系的府兵制也早已无法实施。作为府兵的农民分配不到土地,也难以承担沉重的兵役,不得不走上流亡他乡、逃避兵役的道路。

据统计,开元十年(722年)前后,全国的逃亡农民就多达80多万户,占全国户口十分之一。

随着府兵制废止,取而代之的募兵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唐朝的军费急剧增加,天宝末年,每年的军费开支是开元初期的7倍之多;
其次,募兵制下的职业士兵不同于兵农合一的义务兵,没有对土地和家族的眷恋,容易为边将所用,助长地方军事势力;
再加上节度使掌握地方大权,边境地区战事频繁, “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内外军事力量失衡。

安史之乱前夕,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使,坐拥唐朝边防军的十分之四。

安禄山、史思明等地方势力不仅拥有一支大军,还集结了一批能人志士,其幕僚中不乏科举落第和仕途失意的士人。

开元、天宝年间,统治集团沉醉在大唐盛世的迷梦中,完全没有意识到社会的深刻变化,一些寒门贫士却求路无门,被时代无情抛弃。

36岁的杜甫赴长安第N次应试时,宰相李林甫以一个“野无遗贤”的骗局,让应考者全部落榜。此后杜甫困局京城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却无人赏识,不得重用,感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年过半百的高适仕途受挫后,辞官前往凉州,反而是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时才飞黄腾达,也代表了当时不少文人投靠边将的境遇。宋代苏轼评价这一情况时曾说,“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

在这些失意的文人中,就有一个名叫高不危的幽州人,他多次参加科举,最后只求得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官,对朝廷失望至极,说:“高不危宁当举事而死,终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

走投无路之际,高不危改名高尚,被安禄山聘请为掌书记,成为其叛乱期间的主要谋士。

后来,李亨的智囊李泌在分析安史叛军成员时就说,高尚等一批士人是安禄山的羽翼,却不知这些士人为何甘心辅佐一个不学无术的胡人。

5 玄宗

唐玄宗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危机,他所见的,只是臣民齐心协力建设的繁华帝国:

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
(唐)郑綮《开天传信记》

在缔造开元盛世后,逐渐年迈的唐玄宗倦于朝政,想着早点儿退休,和马云一样玩玩朋克,红尘作伴,潇潇洒洒。

据说,年近花甲的他曾对高力士说:“如今国富民安,天下无事,我想高居宫阙,修身养性,把军国大事全交给李林甫处理,你怎么看?”

高力士赶紧劝阻,玄宗就愁眉不展,说你今天的话与我想法相差甚远。

高力士当即跪下磕头谢罪,说,今日臣得了狂疾,胡言乱语,罪该万死。唐玄宗这才打消念头,也宽恕了高力士。

在感情深厚的兄弟们和备受宠爱的武惠妃相继去世后,唐玄宗更感慨生命短促,老境将至。他怀念与诸王“申友于之志,咏《棠棣》之诗”的天伦之爱,又思念“少而婉顺,长而贤明”的武惠妃。

唐玄宗是一个不亚于后世南唐后主和宋徽宗的文艺皇帝,生性浪漫,才艺过人,到了晚年,这种享乐主义的性格更是暴露无遗。但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只有高度理性的哲人,才适合担任理想的统治者,而浪漫的诗人,应该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绝代佳人杨玉环的到来,填补了唐玄宗晚年情感的空缺,而她善歌舞,通音律,也满足了玄宗对艺术的追求。尽管她原本是他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

杨贵妃得宠后,唐玄宗“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杨家姐妹每次出行,车马“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

仅仅是为了满足杨贵妃喜吃荔枝的爱好,唐玄宗就命剑南每年通过驿路,马不停蹄地递送荔枝,以确保水果送到长安后,保持色味不变。

驿路本为国家传递文书和官吏往来之用,却成为后宫享受奢侈生活之用,“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着实讽刺。

天宝八载(749年)二月,唐玄宗带领百官参观长安城中的左藏库。这座大唐王朝的中央国库,储藏着来自全国的钱币和绢帛,金银财宝堆积如山。

玄宗看着多年宵衣旰食取得的丰收成果,洋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要臣子为帝国的丰功伟绩交口称誉,也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于是按官吏等级,当场赐予众臣不同数量的绢帛。

遗憾的是,金玉其外的盛世泡沫,终究走向幻灭。

六年后,绚丽夺目的霓裳羽衣舞,淹没在渔阳颦鼓的喧嚣之中,盛唐从巅峰骤然跌落。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岳麓书社,2009年

[英]崔瑞德等:《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谢元鲁:《天宝十四载:盛世终结与李杨情变》,济南出版社,2002年

赵剑敏:《大唐玄宗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易中天:《安史之乱》,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

图片来源:电影《妖猫传》;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摄图网授权

出处:搜狐 / 最爱历史

栏目:历史
2019-10-27 (
微文周刊 2019年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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