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起草了《皇明祖训》，针对东亚诸国列出了15个“不征之国”， “颁行天下诸司”。这一外交策略的提出，对明初的地缘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贯穿整个明朝的外交基石。
明初为什么要建立“不征之国”的朋友圈呢？
上图_ 《皇明祖训》之不征之国
细数15个国家，可以分为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等三个圈子。
东北亚的圈子里有朝鲜国（今朝鲜半岛）和日本两国。
东亚圈包括大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和小琉球国。
东南亚的成员最多，有安南国（今越南北部）、真腊国（今柬埔寨）、暹罗国（今泰国）、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后被安南灭国）、苏门答剌（今苏门答腊岛八昔）、西洋国（今科罗曼德尔海岸）、爪洼国（今爪哇岛）、湓亨国（今马来半岛）、白花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三弗齐国（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渤泥国（文莱）等11国。
上图_ 明朝《坤舆万国全图》中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位置
据统计，洪武年间的127件外交诏令中，除1件针对中亚的撒马尔罕外，其余126件均和“不征之国”有关。诏令显示出的信息量很大，表现出明朝对“不征之国”的不同态度。
首先，对待朝鲜和日本，凭借绝对的武力威慑，使两国“皆喜且惧”。
其次，对大小琉球与中南半岛诸国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策略。最后，其余国家处于明朝外交的第三层级,外交手段根据具体形势灵活处置。
总体来说，明朝根据距离的远近实施差异化的对外手段，距离越近,政治、军事与文化的作用越强,距离越远,经济牵制效果越大。
上图_ 出使琉球王国的明朝官船
朱元璋深信传统外交思想恪守的“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原则。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九月，朱元璋坦言：“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招至“载诸史册,为后世讥”。他指出：通过战争征讨蛮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而元朝穷兵黩武、疲师劳民最终导致倾覆逃亡。
朱元璋认为盲目对外扩张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持续的战争加剧了百姓的负担，造成国家内部动荡不安。基于这些考虑，他主张海外国家“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以此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对于没有威胁的国家，中国决不轻易兴兵讨伐。
《皇明祖训》明确提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他不足以供戎，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自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其实，朱元璋在总结前朝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征之国”的构想，构建和谐友好的聊天群，显然很有必要。
上图_ 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1320年5月25日—1370年5月23日），元朝第十一位皇帝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中原义军风起云涌，元朝政治摇摇欲坠。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退守塞北，史称“北元”。当时，北元“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和明朝以长城为界南北对峙。尽管朱元璋和朱棣不遗余力地打击北元，仍然无法根除北方边境的危机。
为了防备北元军事力量对中原的骚扰和反扑，明朝“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上图_ 北元（1368年—1402年），是蒙古族在蒙古草原的政权
永乐年间，九边投入兵力68万，随后人数常有变动，万历时达到峰值，多达88.5万人，崇祯时期，戍边兵力也有59万人。《明史·兵志》记载：“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满怀忧虑：“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其中透露出对北元的警戒防备之心。明朝的军备资源被北元大量牵制，朱元璋倡导“不征之国”， 强调“今朕统天下，惟愿民安而已，无强凌弱、众暴寡之为”的宗旨，实质上是“南抚北缫”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减轻军事行动对社会和经济形成的压力。明朝此时建群，无疑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
上图_ 作战中的明军
元朝是横跨欧亚的多民族帝国，其影响力远播东南亚。三屿国位于现今菲律宾群岛西南部。元世祖曾“命选人招诱之”，三屿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当元朝“军船过其国，国人饷以粮食”，充分展现了对元朝的诚意。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宣谕各国：“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远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这份诏书既是一份表明立场的国书，又是一份重建秩序的宣言。
它一方面宣告了明朝“已承正统”，具有不可辩驳的合法性。各国应该服从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
另一方面要求各国“相安于无事”，遵守明朝制定的游戏规则，才能“共享太平之福”。诏书恩威并施，义正词严，后来发展成为朱元璋和平外交的中心思想。
上图_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朱元璋以“祖训”的形式，强化“不征之国”的权威性，严令后世子孙“一字不可改易”。他告诫继任群主切忌“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东亚诸国应该“彼既不为中国患”，换取自身的安全稳定。
从根本上说，朱元璋之所以宣布“不征之国”，是因为他必须要对继任者和东亚诸国进行双重约束，前者“不得无故而征”，后者要有遵奉明朝的清醒认识。朱元璋不只是给“兴兵”划定了红线，还为东亚诸国明确了底线。可见，“不征之国”并非单纯提倡和平外交的聊天群而已，还象征着明朝担任着群主的职责，掌握着管理、仲裁和惩罚的权力。
上图_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
《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朱元璋着力加强明军的建设，以此为后盾，他深知谋略和外交远比军事更具优势。明初提出的“不征之国”，继承和发扬了长久以来的“朝贡体系”，建立起广泛认同的汉文化政治圈，成为各番邦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和实际约束者，这一成就足以证明朱元璋政治理念“治隆唐宋，远迈汉唐”。
文：计白当黑
参考资料：
【1】郑 宁 “不征之国”与明初国际秩序的构建
【2】万 明 明太祖“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理念和实践
【3】官修史书 《明太祖实录》
【4】官修史书 《朝鲜太宗实录》
【5】官修史书 《明史》
【6】官修史书 《明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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