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Mao to Mozart: Isaac Stern in China

一九七九年，一位音乐大师首次踏上了文革后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他就是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北京、上海巡回讲学及演奏。

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呆了约一个月，不仅为劫后幸存、馀悸未消的民众带来了音乐女神的抚慰，更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颇有意义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在中国》。这部纪录片详细记述了斯特恩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譬如与刚获“解放”的李德伦（时任中央乐团指挥）、谭抒真（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等中国同行的交流，在座无虚席的剧场里生动活泼的Master Class，以及他对当时国内音乐学子的观感……

在短短一个多小时里，音乐超越了国族与意识形态的阻隔，成为当时两个南辕北辙世界的共通语言。该片在1981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当年戛纳电影节特别奖。西方媒体对该片评价甚高，尤其是“对艺术、对文明以及对人道主义的理解方面的贡献。”

斯特恩一九七九年的“音乐外交”是在“竹幕”刚刚拉开之后，正如纪录片名所揭示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转变，对当时的共产中国所造成的文化震荡更不一般。

二十余年如一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斯特恩当年实际上是用“音乐外交”来消除中国与西方长期的隔阂，用异邦的“高雅艺术”来建立互信与了解。坚冰一旦打破，紧随莫扎特、贝多芬而来的，则是以好莱坞和可口可乐为代表的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且与时并进，不断“本地化”，以铺天盖地之势来刺激人们的感官欲望。时光流转，中国不仅早已从“毛先生”迈向“莫先生”，甚至更进一步，从这一个“莫先生”（Mozart）跃进到另一个“莫先生”或曰“钱先生”（Money）了。

就任何一个变动中的社会而言，这种转变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讽刺的是，中美或中西之间横亘的“理念之墙”（Wall of Ideas，借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Friedman的说法），并没有因为中土这一“伪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倾圮。在此问题上，似乎单靠“莫先生”的艺术神力亦无济于事。

所以，今日重温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不禁有恍若隔世之感。尤其看到片中那个一九七九年的中国，正在摆脱原教旨般的思维，民众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虽然还显僵硬，但在一股拂过神州的清新之气鼓舞下，大家对西方及外部世界的好感正在萌芽，无论是上海街头面对摄影镜头大胆讲英语，说他喜欢美国歌星的男青年，还是官方宴会上热情得有些过分，用英语“背诵”着革命外交套话的普通官员，都让人联想起十年后另一部纪录片The Gateof Heavenly Peace中也曾有过的相似情景。

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一片中，斯特恩不止一次告诫中国的音乐学子，不要只是着眼于技巧的训练。他说很多中国学生都掌握了高难度的演奏技巧，但对音乐的理解却远远不够。他们的演奏很娴熟，但阐释的音乐没有深度，因为没有用心去聆听去吟唱。

片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李德伦和斯特恩讨论莫扎特，大谈欧洲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代背景，但斯特恩却不认为莫扎特的音乐天份和资本主义扯得上什么关系。

回首当年，斯特恩中国之行已是陈年旧事，今天的中国音乐家不仅有技巧，也懂得怎样阐释西方音乐；李德伦虽已作古，但相信他若在世，亦很难认同关于莫扎特的那段政治正确说教了。

由此不妨多想一层，斯特恩虽是在谈音乐，但他对中国人的毛病实在看得很准。“莫先生”不仅是个技巧的问题，更是心灵感应或者观念层面的东西。如果没有心灵相通，就算你使出十八般武艺卖力演奏，你的“莫先生”亦只能停留在纯技术的层次。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今天的中国对“莫先生”的理解已经大有进步，但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理解，多少还停留在斯特恩第一次来华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