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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文周刊·2021年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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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学区房”的堕落

先秦大思想家孟子幼年丧父,母亲没有再嫁,母子俩艰难度日。

最初,孟母带着孟子住在墓地附近。没多久,孟子就跟着邻居小伙伴一起,以模仿大人办丧事为乐。孟母很担心,怕儿子长大可能要从事殡葬业,没出息,于是举家搬迁到了一处靠近集市的房子。

集市很热闹,做生意的商贩来来往往。年幼的孟子很快又跟新玩伴玩起了模仿的游戏,模仿怎么招呼客人,怎么讨价还价做买卖。孟子模仿得越起劲,孟母的头就越疼——这里也不该是我儿子居住的地方。

又搬家,搬到一处屠宰场附近。若常住下去,孟子长大后恐怕就要成为战国版张飞了。孟母摇摇头,决定再搬家。

这次搬到了学宫附近。孟母看到儿子整天模仿学堂里先生和学子的言行举止,鞠躬、谦让、行礼,心里十分安慰:“这才是我儿子该住的地方。”

按照当代人的理解,孟母三迁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伟大母亲经过实践,最终选择并认同“学区房”的故事。

▲“孟母三迁”是当代学区房最好的广告。图源:网络

“学区房”是一个当代的概念,而且产生的时间很晚,至今估计不过三四十年。广义上,学区房指的是大学、高中、初中以及小学周边的房子,狭义则是特指重点学校周边、且具备入读资格的房子。

但如果从国人对于居住环境中教育氛围的看重这一角度进行理解,那么,“学区房”的观念就可以追溯到孟母三迁的战国时期,甚至更早。

而古人对良好教育与科举功名的追求,本质上就是一部“学区房”的发展与堕落史。

01

在科举制度被发明以前,古人追逐“学区房”的动机可谓相当纯粹,就是为了学习知识而迁居、置业,不抱有其他目的。后世看中“学区房”有利于升学或考取功名的功能,在隋唐以前是不存在的。

东汉时,蜀郡成都有个学霸,名字就叫张霸。张霸七岁通晓《春秋》,懂礼节,行孝道,被认为是像孔子的弟子曾子一样的圣人,故人称“张曾子”。

张霸长大后,博览五经。博览五经在当时是最高学问的代表。

这下整个帝国都知道成都出了这么个博学大儒,于是,张霸居住的片区就成为当时的“学区房”。孙林、刘固、段著等一批年轻人,为了方便向张霸学习,纷纷在张霸住室的附近买房。

▲如今的成都。图源:图虫创意

张霸由此成为历史上以一己之力带动片区房价的第一人。

后来,张霸为官多有政绩,数次升迁做到了侍中。时任虎贲中郎将邓骘是汉和帝皇后邓绥的哥哥,属于典型的外戚权贵。听闻张霸的名气,邓骘想与他交朋友,但张霸犹豫不作回答。众人笑他不识时务,张霸却毫不在乎。

张霸一直活到70岁病逝,临终前,他给儿子们写了一封遗书,交代后事。

遗书说,如今蜀道阻远,不宜运归乡里,可就近把我埋葬,有足够掩埋头发、牙齿的地方就行了。人生一世,应当受别人尊敬,如果死后不能好好安排自己,那简直是太受罪了。所以,务必遵照速朽的原则,体现我的心愿,切记切记。

儿子们遵照父命,将他葬于河南梁县(今属河南汝州),然后在那里安了家。而当年成都的“学区房”,随着张霸的离去,也就失去“学区”的价值了。

到了北宋,又有一人像张霸一样带动了片区房价升值。此人名叫宋敏求,家住帝都开封春明坊。

▲开封。图源:图虫创意

宋敏求是个官二代,凭借父荫和个人努力,后来官至龙图阁大学士。但他更出名的身份,是藏书家。

他是北宋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史载,他家中藏书达三万卷,而且,由于他经常亲自动手对家中藏书进行校对,所以天下读书人都以他家的藏书为善本。士大夫们对朝廷典故每有疑议,必前往请求宋敏求指正。

有些人家有巨量藏书,却秘不示人。但宋敏求为人慷慨,乐于跟别人分享他的藏书,所以他的口碑很好。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其主要助手兼副主编刘恕曾特地绕道到宋敏求家中借览藏书。宋次道对刘恕的到来也颇为高兴,每天都准备好酒好菜,热情款待。刘恕则口诵手抄,昼夜不停,足足住了十天,抄够了他所要的资料才离去。

据宋人笔记《曲洧旧闻》记载,由于宋敏求居住在春明坊,“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即租金)常高一倍”。

你看,就因为宋敏求家的藏书量大质高,读书人争相恐后想在他家附近安家,使得春明坊一带的房价和租金比周边整整高出一倍。这要搁现在,一个顶级中学的学位,才能有这么强大的升值能力吧。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也是春明坊宅子的“大客户”。史载,王安石“在馆阁时,僦居春明坊,与宋次道(宋敏求,字次道)宅相邻”。凭借住得近的优势,王安石遍览宋家所藏的唐人诗集,后来才编选了《唐百家诗选》。

但很可惜,宋敏求家的藏书在宋哲宗时期毁于一场大火,史称“文献一劫”。

02

其实,在宋敏求生活的宋代,人们追求“学区房”的动机已经掺杂了功利色彩。这主要是隋唐以后科举制带来的普遍性成才焦虑导致的。

宋敏求是官二代,按照宋朝的制度,他可以直接承父荫而入仕做官,无需遭受科举的折磨。但他深知时代的焦虑,很关注区域之间的教育均衡性问题。他曾向朝廷建言说,各州县只有学校而无学官,所以学生士子容易离开本乡本土到外面去拜师求学,请求在各州县设立学官。

就像如今“学区房”的存在,或者说房价的居高不下,背后的问题在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从宋敏求的建议中,可以看出古人已经意识到问题的核心所在。

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以便于考取科举功名,整个国家内部形成了一条逐级向上的迁居链条。用南宋人洪迈的话来说,那就是:“缙绅多以耕读传家,而乡野之间读书非便,问学非便,故自村疃迁于县、自县迁于郡者多矣。”

的迁居链条,跟如今望子成龙的父母们的所作所为并无区别。人心不变,为了子女读书升学而迁居置业的经济逻辑也不变。这就是学区房的本质。

而这条以下一代的教育和科举为核心的迁居链条,它的最顶端就是帝都

历朝历代,帝都基本都是文化中心,汇聚了最高端的教育人才和资源,因此其各种生活成本,包括“学区房”的价格,必定也是最高的。所有人挤破头都想在帝都立足,但只有少数财富精英家族或文化精英家族才能留下来。

▲如今的西安,当年“居大不易”。图源:图虫创意

早在唐朝,尚未成名的白居易到帝都长安求取功名,有一次,他去拜访文学前辈顾况。

顾况看到他的名字,随口调侃了一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意思是,你的名字叫“居易”,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帝都成活成本高昂,你要定居下来可不容易呀。你得有两把刷子才行。

年轻气盛的白居易肯定被顾老先生戳到痛处了。要想在竞争白热化的帝都站稳脚跟,哪怕聪颖过人如白居易也不容易呀。

白居易深知这一点,他自小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到了29岁,白居易考中进士,这是相当了得的成就,以至于他一度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时考中进士的十七人里面,他最年轻。此后,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三登科第”,顺利得到官职——秘书省校书郎。经历多年的困顿漂泊和不懈努力之后,他终于在帝都定居下来。

后来,顾况看到白居易写的诗,读到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不禁赞叹说:“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能写出这样的诗,定居长安也不难。

从隋唐以后,大批有财或有才的精英家族涌入帝国都城,从而推高了生活成本,使得“学区房”的价格居高不下,而这又衍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冒籍

03

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有官员向宋仁宗上奏:“今开封府举进士者至千九百余人,多妄冒户籍。”

自科举制度开始实行的隋唐以来,各个朝代的秀才、举人录取名额基本都采取区域分配制。这就像如今的高考采取分省录取制一样,会出现一些地方录取率高,另一些地方录取率低。唐朝诗人柳宗元曾经指出,“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这是说,帝都的录取名额很多,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北宋都城开封,同样存在录取名额的巨大优势,所以才出现了冒用开封籍参加科举的现象。

向宋仁宗上奏揭露冒籍现象的官员举例说,庐州举人王济的哥哥王修己,在开封府的祥符县买了十八亩田地,因而有了开封府户籍,于是王济投递家状时,竟然谎称王修己是自己的父亲,以求在开封应试。还有一名叫王宇的士子,也加入了王济这一户,连家状上“三代”部分,也借用了王济的父祖三代——为了科举,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认了。

▲宋仁宗赵祯。图源:网络

这名上奏的官员请求朝廷加强限制,要求只有在开封有户籍十年、且居住在此的士子才可以在开封参加科举。

可见,帝都“学区房”房价高企,使得一些人开始钻空子,采用冒籍的形式分享科举资源优势。而这反过来冲击了“学区房”市场,加剧了科举不公平。因此,当时的官员才提出在帝都参加科举必须“人户一致”的建议。

或许是认为“有开封户籍十年”的规定过于严苛,宋仁宗最终下诏,将这一年限减至七年,即“举人有开封府户籍七年以上不居他处者”,才可以在开封参加解试。

尽管此后历代对“科举移民”都有所限制,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一附加在“学区房”价值之上的现象。清代乾隆年间,苏州城一家弟兄俩听说北京进士好考,于是让父亲在北京辖下的顺义县买下一座破房子。两人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北京的科举,并双双考中,成了科举移民现象中的一对幸运儿。

04

当“学区房”与科举户籍产生关联的时候,这场读书人集体参与的阶层跃升竞赛已经进入了内卷的加速通道。

由于各地区之间的读书风气差异甚大,有的地方文风很盛,读书人为考个秀才或举人挤破头;有的地方没有读书的风气,稍一用功就能轻轻松松考个功名。

正如欧阳修所说:“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这是说北宋的情况,但历代基本都是如此,录取率高的省份是十分之一,录取率低的省份是百分之一,这中间是十倍的录取率差异。所以古代读书人以买房入籍的形式,用脚投票,纷纷移民录取率高的地方。

大到全国,小到一个府内部,都存在买房入籍的操作。

如今的福建省莆田市,在明代称“兴化府”,下辖莆田县和仙游县。其中,莆田县尤其出科举人才,整个明代,莆田县出了494名进士,是全国出进士最多的县。

▲莆田县是明代出进士最多的县。

全国唯一的“七代进士家族”——黄寿生家族,同样来自莆田县。在明朝200多年间,这个家族直系八代中,有三代中解元、七代中进士,在整个科举时代无可超越。

相比之下,同属兴化府管辖的仙游县,在科举上就显得很“弱鸡”了。

▲福建莆田。图源:摄图网

为了争夺有限的科举名额,明朝崇祯年间,莆田和仙游两个县发生了激烈的“泮额之争”

简单来说,泮额就是古代上官学的名额,上了官学才更有机会考取功名。莆田人擅长科举,县内竞争激烈,官学名额不够,于是,很多莆田人就近搬到仙游,买房子,买田产。莆田人看中的是,仙游这个“学区”的竞争没那么激烈。但这却导致了仙游人的不满。

面对莆田人涌入本地购买房产,仙游人第一反应不是庆幸本地“学区房”的升值,而是陷入了本地生源升学率的焦虑之中。仙游人本来就不擅长考试,如今要面临莆田人的“降维打击”,一方面是官学学额被挤占,另一方面是本地升学陷入内卷。

因此,仙游人不满莆田人的“跨县竞争”,将情况反映到了福建学政那里。

当时的福建学政为此专门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叫做“罢一复一”。“罢一”就是莆田人从此不能再去仙游置房、买地,占用仙游的官学名额;而“复一”就是仙游人不能去当时兴化的府学上官学,兴化府学的名额全部留给莆田人——这相当于仙游人只能上县级中学,不能上市级中学。

虽然这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暂时缓解了两县的争端,但仙游人对自己不能上兴化府学一直耿耿于怀。

大约七八十年后,清康熙年间,朝廷才取消了“罢一复一”的政策,允许仙游人与莆田人公平竞争,择优入府学。当然,这也只是给了仙游人名义上的尊重而已,由于莆田人读书一直比仙游人厉害,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兴化府学的名额十个有九个都被莆田人收入囊中。仙游人为此又愤懑不已,与莆田人的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

同一个府辖下的两个县,尚且存在如此根深蒂固的宿怨,更不要说全国有那么多地方,面对参差的教育水平与录取名额分配,要构建一种绝对公平的科举竞争环境是多么的困难。一直到晚清,福建、广东等省为了地区内部的“科举移民”问题,还时常爆发族群械斗。

或许,只有当“学区房”回归到知识的价值本身,这一贯穿科举制1300年的公平之争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一旦“学区房”被附加了教育资源、科举名额乃至炒作升值的意义之后,它就成为了社会问题的导火索。这个道理,古今皆然。

只是在现实功利的引导下,那些购置“学区房”的人,早已忘记了孟母三迁的本意了。

参考文献: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岳麓书社,2009年

[宋]龚明之、朱弁:《中吴纪闻·曲洧旧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文史哲》,2002年第6期

卤面、美蕊:《“泮额之争”——莆仙地区明清之际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微信公号“三莆”,2019年5月19日

出处:最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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