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往事，顿感回到年少时代，可看看双鬓的白发，不由感叹岁月不饶人。在孩提时代，我生活在陕北的大山里，父母是庄稼汉，家里兄弟四人，还有两个妹妹，繁重的生活压力，让父母早早地就累弯了腰，母亲更是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成了我一生的痛。

1955年，我出生在延安的一个小村庄，村里四十多户人家，三百多口人，那个时候我家的条件很不好，全家人没有一件完好的衣服，更别说穿新衣服了。爸妈期盼着多生几个儿子，这样家里就多几口劳力，我是家里的次子，在我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一家八口，日子过得举步维艰。

在兄弟四人中，唯独我的性格古怪，不善言谈，又对所有的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那个时候村里有一位老师，叫罗华，他的老家在河南，因为识字，在我们村落户后，就当上了老师。

罗华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教我识字算数，让我和村里其他孩子不一样。

到了1969年，村里来了八名北京知青，其中只有一位女孩，她叫张玉芳，是一个长得很漂亮，又很有才华的女孩。这些北京知青，给这个偏僻的村子带来了新的希望，张玉芳就住在我家，和我两个妹妹住在一个窑洞里。

她比我大五岁，学到的知识也很多，有时候我想不明白的问题，就会向张玉芳讨教。当然，在干农活的时候，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张玉芳的老师。

这些知青，挺活泼的，都是年轻壮小伙，喜欢开玩笑，喜欢讲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事物，因为爸爸是生产队长，所以知青哥哥姐姐们和我们家的关系都很亲密，原本以为这些知青在村里住上一年半载就会离去，可谁知整整住了七年之久。

知青们起初不适应陕北生活，毕竟当时条件不好，不管是吃的还是住的，肯定比不上北京，有人抱怨，有人觉得可以磨练自己的意志，也有人想逃离，但最终的结果就是都留了下来。

随着长大，我和知青们的关系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起初都对我很友好，直到有一次我和张玉芳单独说了几句话，被范金全打了一顿后，让村里人和知青之间产生了矛盾，这件事被爸爸硬生生的压了下来。

我当时不知道原因，后来爸爸告诉我：“范金全这小伙子喜欢张玉芳，你们两个有说有笑这么久了，自然不开心。没什么大事，也不要计较，年轻人有火气是好事，但你也记住，自己想要什么，就得自己去争取。”

其实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只是觉得我我很喜欢和张玉芳说话，有时候半天见不到，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到了第二年，我二十岁，张玉芳二十五岁，我明白了什么是爱情，也明白了张玉芳的心意，再加上爸爸给我说过的话，我向张玉芳表白了。起初张玉芳感到惊讶，最后就是惊喜，张玉芳只是问了一句：“我可是比你大五岁呢，你爸妈会同意？”

说实话，我不知道爸妈会不会同意，但已经向张玉芳表白了心意，就只好说会同意的。

询问了爸妈，没有说任何意见，只是说了一句“那是你们的事”，按照爸爸做事的风格，十有八九是同意的。

次年，张玉芳等知青要返城了，我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询问张玉芳愿不愿意和我结婚，她说要写信给父母，想听听父母的意见。

回信在一个半月后，那个时候已经临近返城的日子，张玉芳把信给我看了，不同意在陕北结婚，让我们回北京结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做上门女婿。这种事情对于男人来说，一般是很难接受的，即使我同意，父母也不一定会同意。

爸爸给我的原话是：“张玉芳是独生女，你去给人家当儿子肯定不会吃亏，再者我有四个儿子，少你一个也不碍事。”

这话说得我很难过，原来爸爸是在乎我的，就这样，我跟着张玉芳回到了北京。岳父是一个脾气很古怪的人，婚礼的事情由岳母张罗，我和张玉芳其实挺紧张的，结婚是件大事，岳父母只邀请了我父母，可以说我是“嫁出去”的儿子。

结婚后我和张玉芳住在一座四合院，这是岳父的祖宅，算是认了我这个儿子，把这套院子送给我了。我和张玉芳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张玉芳回到北京后在档案馆工作，而我则是在琉璃厂当了工人。

我妈妈去世得早，自那之后，就很少回家，这也是因为工作很忙，抽不出身，二十多年后回了一趟老家，问爸爸当初为什么那么爽快地就答应我做上门女婿，爸爸回答道：“我们是农民，想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扎根，何德何能，要不是以这种方式，你一辈子也不一定会去一次北京，村里很多老人连县城都没去过。”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爸爸的智慧。

如今双亲已离世，我和张玉芳一辈子恩恩爱爱，没有吵过架，虽然她比我大五岁，曾经也被村里人议论，但我们一辈子坦诚相待，从来不会因为一些事情争吵。

当然，我和张玉芳结婚后，和当年的知青们也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比如和我有过矛盾的范金全，我们不仅不计前嫌，还成为很好的朋友。自从退休后，范金全和我经常在一起爬山旅游，他为自己当年的冲动感到愧疚，而我也安慰范金全是我曾经夺人所爱。

人一辈子其实挺简单的，每个人的选择不同，结局也不同，可能我算是沾了妻子的光，而妻子也被我宠爱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