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一个小国突然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人虽然对国际政治颇为热心，但向来只留意大国。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朝鲜，身边的这个小国，必须得到中国人更多的关注、了解和认识，包括它的政治、历史与文化。
与中国人对朝鲜的隔膜相反，朝鲜人对中国则要熟悉得多。
在整个明朝时期，朝鲜每年凡有军国大事，如册封国王、确立世子，都要派遣使臣入华，一是纳贡，二是得到明朝的认可。使臣回国还要将其在华见闻笔录成书，供朝廷参考。
这种宗藩关系当然不宜放到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去考察，但它却给朝鲜洞悉身边这个庞然大物提供了机遇。
山东临清之繁华不亚于江南！
《金瓶梅》以山东临清一带作为故事背景。何以选择此地？
除了作者对这一带的风俗、人情非常熟悉之外，也应该有着另外的考虑：既然主角是晚明时期一个新兴商人，其活动的地方当然必须是商业繁盛之所。临清符合这一要求。
第92回，西门庆女婿陈经济向其母要了200两银子开布铺，终日结交狐朋狗友，几乎将本钱蚀尽，又向其母要了300两银子，和伙计杨大郎去临清贩布。
书中写道：“到了临清，这临清市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后来陈经济在临清开了个大酒店，“楼上楼下，有百十间阁儿”，“处处舞裙歌妓、层层急管繁弦，说不尽肴如山积、酒若流波”。
文学需要夸张，但证诸史实，临清当年的繁荣却也历历有据。
对中国经济史稍有所知的人就都知道，位于山东西北部的临清在传统中国的商业版图上占有重要位置。
不仅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曾于书信中说：“临清大贾沃饶，……舳舻以千计”，临清的繁盛甚至震动了朝鲜人。
公元1488年，即明朝弘治元年，遭遇海难的43名朝鲜人经由宁波、绍兴被驿传护送到京城，43人中的朝鲜文臣崔溥回到朝鲜后，遵皇帝之命撰写此行之经过，即被翻译成中文的《漂海录》。
在《漂海录》中，崔溥对慈溪、杭州等江南城市的繁华极尽赞美之辞。
在其笔下，慈溪“江之两岸，舸舰如云”；
杭州更是 “接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崔溥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杭州“真所谓别作天地也”。
在中国人眼里，江南城市的繁荣无足深怪，因为自宋室南渡，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江南城市就一直是如花似锦之地。
让人意外的是崔溥笔下的临清，“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
临清为什么如此繁荣？
略具历史地理学常识的人可能很快会指出，这是因为运河的存在。
临清位于大运河畔，是当时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而京城消费的粮食和各种手工业品又主要依赖运河北运，这一客观条件促成了临清这个北方城市的繁荣。
而从临清的繁荣中又可窥出晚明经济的活力。
“税官如狼如虎，与强盗无异！”
一般认为，万历朝（明神宗）是大明帝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朝鲜人在万历朝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万历朝，朝鲜使臣许崶入华，进京途中在渔阳驿住了一晚，并和一个叫莫违忠的人就明朝的赋税进行了交谈。
许崶回国后撰写了一部《荷谷先生朝天记》，书中记录了谈话的内容：
一顷为百亩，凡耕一顷田者，岁中最丰，则纳银七八两，不稔则二三两，此外又有杂役，如出牛驴、酿官酒、养苑马之类，名目繁多，贫者则至典子卖女以偿之……今者赋役极重，……故民胥怨咨焉。
按照此处所记，明朝农民耕一百亩田，丰年要纳税银七八两，不是丰年也要缴二三两。
根据我们此前在《房价不高，明朝人为何不去炒房》一文中的分析，七八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三千元左右，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这个税率也已经不低了。
更要命的是，这个数字还只是所谓的“正赋”，“正赋”之外还有“杂役”。
从朝鲜使臣记录的对话中可以知道，大明帝国的杂役真是一个“杂”，“出牛驴、酿官酒、养苑马……”什么名目都可以扯上，扯上就要给钱，“民胥怨咨”，有什么奇怪？
渔阳驿在什么地方？今天的天津蓟县，离京城不过百余公里，算是天子脚下了。此处赋税畸重，其他地区如何可以概见。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有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明朝的税率不高征收的税并不多，真正的问题反倒在于机制僵化导致征税的效率低下。读过真让人瞠目结舌！
朝鲜人的记录是不是对大明帝国的诬篾？
史料记载，明神宗的确是一个喜欢搜刮的皇帝。
明神宗往各地大派税使，两三里的路上征税关卡星罗棋布。南京市民陆二，以售灯草为谋生，所获不过蝇头微利，不堪沿途抽税，只好把灯草一气之下烧光完事。
《金陵琐事》记此，叹曰：“税官如狼如虎，与强盗无异！”东林党人顾宪成说：长此以往，只出里门便有税，几根蔬菜也要缴税，“民何所措手足乎？”
朝廷派出的矿监税使在地方上横行，看谁不顺眼，即指其屋曰：“此处有矿”，有矿就要征，则此家立破，或指其人曰：“彼漏税”，则中产马上成为了无产阶级……
重税之下百姓反应如何？当时流传一首民谣：“千人奋梃出，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这样的舆情不知道上达天听没有？
官员“不识礼仪，无耻之甚”！
在朝鲜人心目中，明王朝是让人敬慕的天朝上国、礼仪之邦，
但是一经实地接触，想象中的光环常常会黯淡下来。
万历二年（1574年），朝鲜使臣赵宪出使明朝，以日记体的形式撰写了个人见闻记录，命名为《朝天日记》。
“朝天”，作者对大明王朝的仰慕可谓呼之欲出。但很可惜，赵宪刚入明朝国境，就遇到了很不痛快的事情：辽东都司掌印大人陈言向朝鲜使臣敲诈钱财，勒索不成便大发脾气。
朝鲜使臣最后选择了忍让。《朝天日记》中写道：“多以土产之物（人参几至四十斤，砚四弓，一文席，米货纸卷等物）往遗陈言”。
朝鲜使臣向陈言行贿，而且在日记中还记下了具体的贿物和数量，也许是为了回国后方便报销？这样的历史细节真是太有趣味了。
收了贿赂，陈言大人的态度如何？《朝天日记》中也有记载：
“言喜甚，令其家人盛备酒食，引坐于……正堂之上，欣然礼待如见大宾也。”
备下盛宴，把朝鲜使臣当贵宾看待，陈言的态度可谓前倨而后恭。“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与赵宪相比，朝鲜使臣许崶遇到的贪渎官员则是另一种风格。
当使臣给一位主事送礼物时，这位主事大人“多有喜色”，但又表示了谦辞，“书砚是文房物，故余受之，余不敢领”。
意思是你们送的书砚属于文人清玩，收不收与操守无关，那我就收下了，其他东西我哪敢收呢。
朝鲜使臣见此情景，再三表白送东西给主事大人实在是出于至诚，如果被拒收回去不好向长官交待，这个时候主事似乎有点无奈地说，诚心不敢违啊，“谨受”……
这样的戏目当代中国人是否熟悉？从明朝看到自己熟悉的戏目，是否要发出会心一笑？
类似的明朝官员见多了，难怪朝鲜使臣会在日记中痛骂：不识礼仪，无耻之甚！……
朝鲜使臣以局外人观察大明帝国，不讳善，也不隐恶，既看到了正能量，也没有回避阴暗面。所以，他们看到的明王朝才显得既真实又复杂。
转载自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黄大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