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多伦多的时候，父亲说：我们一起回中国看看吧。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

—— 小泽征尔

今天是2020年9月1日。1935年的这一天，小泽征尔在中国沈阳出生。然后又随父母搬到北京，度过了一段胡同里打滚的日子。1941年，全家匆忙回到日本。从此，童年里深深植入骨子里的中国情结，在小泽的心中，从来没有变过。

“我的父亲、母亲一直想回中国，回到我们曾经住过的新开路胡同69号院看一看”。当1976年，相隔35年后再次踏入第二故乡的时候，小泽征尔的心情也只能用“百感交集”来形容了。

回来，再回来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10月四人帮倒台，一个月后，也就是11月，我受邀来到了中国。我见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看到了北京和上海的交响乐团……这是一次让我非常惊讶的旅程。”

为什么小泽会惊讶？那个时候，小泽征尔已经是活跃在国际舞台的大指挥家了。演出的曲目，无非到底是德奥系还是俄罗斯系，乐团的构成和音色到底适合贝多芬还是门德尔松的曲子，要不要试下《春之祭》……。可是，当时中国交响乐演出曲目却只能是中国作曲家的音乐！

北京的11月已经有些冷了。离开前的那个晚上，王炳南外交部副部长邀请小泽一起吃饭。他喝着茅台，一小杯、一小杯……然后说：“我将来必须再来中国，带着世界舞台上的曲目，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

两年之后，也就是1978年6月。小泽征尔又回来了。这次通过短时间的训练和彩排，带领中国中央乐团，为很多特地从外地赶来的中国音乐家和普通观众们，奉献了琵琶协奏曲《二泉映月》、柏辽兹的《罗马的狂欢节》、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乐》等作品。

1979年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演出

上海交响乐团

台下，有一位特殊的观众。小泽征尔的母亲抱着小泽父亲的遗像欣赏完整台演出。是的，他们全家都来了。坐在母亲身边的，还有小泽的另外三个兄弟。 回到中国——是他们全家的愿望。

跪着听二胡

1978那年演出完的第二天，小泽征尔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在教室里听了五个同学的演奏。多年后，当时还是学生的姜建华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激动地像18岁的时候。“从没有想过一名如此大牌的音乐家会为了音乐而跪在地上，满脸泪水。当时我也被震动了。”而小泽征尔在听完姜建华用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之后，紧紧拥抱住她，说：“如果我早一点听到你的音乐，我万万不敢在台上演出的。”

有人问小泽征尔，是什么让你如此泪流满面？他说：“《二泉映月》这个曲子是不是听上去很悲伤、很悲凉？不，它其实是有着积极精神的。但这曲子却又流露出哀婉的情绪。这种感觉是无形的，发自内心的。全人类共通的。”

我想，也许正是这种在命运之下，不服输的坚强内核与小泽内心产生了共鸣。他对音乐是拼了命的，作为一名亚洲人，要迈入世界顶级乐坛，这中间要披多少荆、斩多少棘……？当我们看着小泽在台上全神贯注的表情，每一块肌肉都在散发热情，偶尔激奋偶尔俏皮的时候，听着他执棒之下传递出的音乐美感，我们不也一样会泪流满面吗?

此后，小征泽尔也曾说：“ 二胡一定会成为一件世界性乐器”。也正是他，不遗余力地把中国二胡介绍给世界。

中国音乐加油

“我希望把毕生所得的音乐经验倾囊而出，传授给这些年轻而优秀的音乐家。这就是我所勾画的小泽征尔音乐塾的第一步。”

“小泽征尔音乐塾”是2000年6月，小泽征尔为了培养青年音乐家兴办的，一个传递音乐梦想的计划。同样，音乐塾定期到中国，挑选优秀的学生赴日本完成短期的音乐集训，并且免费提供食宿。在那里，技术的学习并不是最重要的，获得更多与世界音乐交流、沟通的机会，以及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人合作的经验是可贵的。

小泽征尔说：“中国的学生很有天分、也很有热情，非常好。 对音乐保有热情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希望中国音乐继续这样保持下去。我们可以做的是，如果因为金钱而失去赴国外交流的机会，我们可以帮助他。尽量使他们克服各种困难，缩短他们迈入国际舞台的距离。”

2002年元旦，小泽征尔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在金色大厅，一句“ 新年好”向全世界问候，并用音乐开启了灿烂新一年。

今天，我们也用中文向可爱的、茂密银发、爱穿灿烂花夹克的小泽征尔，道一句：

“小泽先生，生日快乐！有空常回来！”

Decca今天推出了生日纪念版唱片，小泽征尔与斋藤纪念管弦乐团的现场录音，包括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及《费德里奥》序曲3。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三、四乐章（水户室内乐团）

愿您身体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