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21日,是长期担任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院长的赵宗复诞辰100周年；今年6月21日,又是赵宗复逝世50周年,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这位“红色大少”的传奇经历。
赵宗复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校长司徒雷登给他的评语是:“出身豪门,思想激烈”。这八个字,为我提供了一把打开其传奇经历的钥匙。
出身豪门
赵宗复的父亲赵戴文,1867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东治镇的一个耕读之家。五台东治是徐继畲的故乡,赵戴文14岁的时候就读了徐氏的《瀛环志略》,这对于他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大势具有重要作用。
据《赵公戴文传略》介绍,他17岁应书院试,主考官批其文曰:“蛟龙和云雨,终非池中物”；24岁入晋阳书院,深研程朱之学；27岁应科试名列第一,因此被选入山西巡抚张之洞创办的令德堂深造。义和团兴起时,赵戴文返回家乡,组织民团护卫乡里。事平之后,他曾执教于宁武中学。
1905年,赵戴文以39岁高龄东渡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留学。在那里,他与五台同乡阎锡山成为莫逆之交,并一同参加了同盟会。第二年他与阎锡山携炸弹回国,在上海入境时掩护身藏炸弹的阎锡山顺利通关,显示了他过人的胆量与智慧。
辛亥革命以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赵戴文一直是山西政坛的第二号人物,并享有阎氏兄长兼军师之誉。此外,他还在国民政府担任过内政部长和监察院院长等重要职务。
思想激烈
也许是因为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吧,赵宗复小时候比较任性。据《赵宗复文集》附录中的一篇文章介绍,赵在谈起自己的童年时说过这样的话:“20年代中国官僚家庭,大多愿意和帝国主义传教士往来,我幼时曾随姐姐们在太原天主堂的加辣女校幼稚班游读。儿童谁不顽皮?洋姑奶奶们却动不动就责骂,还要禁闭到楼上,我就以火烧洋楼相威胁。从此她们就直呼我小义和团。而我幼小的心灵上也就种下了痛恨外国人和爱国的根芽。”
太原天主堂是太原地区最大的教堂,它始建于1870年,1900年被义和团烧毁,1905年以庚子赔款重建。赵宗复虽说童言无忌,但洋姑奶奶却特别敏感,因此把他称为小义和团。从这事可以看出,赵宗复从小就有思想激烈的倾向。
中学时代,赵宗复在进山中学读书。由于他的思想日趋“左倾”,所以结识了一个名叫潘建业(一说潘敬业)的人。潘是山西寿阳人,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来他改名张磐石投身革命,并成为《人民日报》的创始人之一。
潘建业与赵宗复相识是由赵的姐姐介绍的。因为志趣相投,潘便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与赵来往。1932年,赵宗复考入燕京大学后,潘也来到北平从事地下活动。经潘介绍，赵宗复还认识了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红色才女”杨缤。
赵与杨不仅思想一致，而且出身十分相似。杨缤的父亲在清朝末年当过江西道台，辛亥革命以后又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和政务厅长等职务。杨是1927年从南昌教会学校葆灵女中毕业以后，被保送到燕京大学英文系的。第二年，她加入中共以后改名杨刚。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大公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因为工作出色，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被誉为新闻界“四大名旦”。
1949年以后，她担任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和周恩来的政治秘书等重要职务。不幸的是：据说她在丢失一个重要的文件包以后，又遭遇一场车祸，这让她精神有些反常。
在《燕大文史资料》第五辑中,有赵声荣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三十年代燕京大学中共党的活动》,其中多次提到赵宗复的名字。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赵不仅是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读书会”和“社联”的主要成员,而且还是燕京大学第二任支部书记。文章还说:由于“他个人和第三国际的情报系统有联系……所以他任书记为时短暂。”
据《赵宗复生平简述》一文介绍:入党以后,他“被党组织推荐参加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对日情报工作。”(《赵宗复文集》第320页)另外,《赵宗复及其战友和学生们》的作者常仅也说:赵宗复是宋劭文在1933年介绍入党的,入党以后,他“参加到国际情报斗争行列,开始垂直领导、单线联系的组织和情报活动。”(同上,第349页)宋是山西太原人,当时任北京党团社联书记；常仅姓张,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后来在担任太原情报总站站长(代号909)时,接收过赵宗复送出去的大量情报,所以他说的应该没错。
随后,赵宗复又发展了“吊儿郎当”的赵中枢为自己的下线。赵中枢是阎锡山的资深幕僚赵丕廉的儿子,所以有人把他们二人分别称为“红色大少”和“红色二少”。
日本投降后，赵宗复、赵熙赫夫妇到照相馆照了一生唯一的合影。（来源：网络）
长期潜伏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宗复接受了新的任务:返回山西,打入阎锡山集团内部,获取新的战略情报。起初赵宗复在续范亭出面领导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担任宣传科长,并与该会中共派出的常驻委员程子华取得联系。
常仅先生在上述文章中还说:赵宗复于“1938年初,阎锡山的‘政党’——同志会成立时,跻身为发起人之一。”(《赵宗复文集》第320页)这其实是错误的。同志会的全称是民族革命同志会,其会长是阎锡山,副会长是赵戴文。在会长和副会长之下,还有高级干部委员13人,简称“十三高干”。“十三高干”都是资深的军政人员,当时年仅23岁的赵宗复不可能跻身其内。不过,出于对赵宗复的器重,阎锡山还是让他组建交通局并担任局长。于是赵宗复利用这一职务不仅为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联系,还获取了大量情报。
1940年秋,赵宗复和我父亲智力展被派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在此之前,为了高度机密的情报工作,赵宗复还娶了晋西地区一个农民的女儿为妻。听我母亲说,这个女子不知是从哪逃荒过来被人收养的,因为没有文化,大家只知道她叫“喜孩”(音)。二人结婚以后,赵宗复让她姓赵,取了个谐音名字“熙赫”。开明的赵戴文对于儿子的这一选择,虽然很不满意,但也只好接受。
1941年初冬,我父亲听说阎锡山为了返回太原,有可能与日军妥协谈判,便领导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全体师生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之后,王靖国主张严厉制裁；但是赵戴文却以“他(指我父亲)还年轻,不懂得会长的深意”为由,主张从轻发落。我猜测,根据赵宗复的思想以及与我父亲的关系,他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了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父亲在担任同志会太原市分会主任时,以发行人的身份创办了《青年导报》,并任命张晗为总编辑。张晗是杜任之介绍过来给我父亲的。杜早年留学德国时参加了共产国际,回国后被派到山西工作。张晗虽然小学还没毕业,但天分极高。1949年以后,他为了远离政治,致力于考古工作。上世纪60年代,他因为研究《侯马盟书》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我听张晗说,当时《青年导报》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我父亲和赵宗复写的,可见他们的关系多么密切。当时赵宗复是进山中学校长,他还介绍自己的学生担任《青年导报》特约通讯员。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卫兴华教授,曾多次以“特一号通讯员”的名义在该报发表文章。
在进山中学的学生中,有许多阎锡山高级军政干部的子女,都被赵宗复发展为秘密党员。其中除了阎锡山的侄女阎淑瑜之外,还有陆军上将杨爱源的女儿杨睿生,骑兵司令赵承绶的侄儿赵矿、侄女赵智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的女儿王瑞书,大同守备指挥部总指挥于镇河的儿子于润沧,晋绥军师长武世权的女儿武广贞,以及政工干部杨贞吉的儿子杨盛钦、孟际丰的女儿孟沚繁、李培德的儿子李凯明等等。
1947年底,赵宗复被调离进山中学,先出任山西省新闻处处长,第二年又担任了代理教育厅厅长。当时随着内战的进行,太原也成了被围困的孤城。为配合外围的进攻,赵宗复不仅通过我父亲开出路条,把许多学生送出太原,还利用他们向外输送情报。1948年8月,因为有人在被捕后供出了赵宗复,于是他被软禁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采取假自首的方式写了两份自白书。这两份自白书虽然让他暂时躲过一劫,但是却埋下了隐患。软禁期间,他仍然利用一切可能向外输送情报。到了1949年2月,他还把太原地区的明碉暗堡和战壕地道绘成详图,派人送了出去。这些情报获得前线指挥系统的高度评价。
1949年3月底,阎锡山飞往南京开会。临行前梁化之向他请示如何处置赵宗复,阎因为与赵戴文的友谊,嘱咐他不要妄自下手。后来梁本来想毒死赵宗复,但因为大势已去,未能得逞。
英年早逝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下太原之后,赵宗复被解救出来。与此同时,他的自白书也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经过周密的审查,给他做出了如下结论:这“是一种政治上叛变的行为……应受开除党籍之处分”。不过,考虑到“赵的供词亦确未危害党的组织”,且后来“仍坚持工作不懈……推翻前供”,所以“可准其重新入党”。
1949年9月,赵宗复担任山西省政府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文教厅厅长、山西大学副校长等职务。1953年山西大学的建制被撤销后,赵宗复被任命为太原工学院院长。
据说赵戴文早年在太原市的富人区精营街有几套房子,新中国成立以后,赵宗复给自己留了一套小的,其他一概上交充公。他上下班可以让学院派车接送,但他却总是骑一辆自行车,来回一趟要跑15公里左右。学院要分给他一套高级宿舍,也被他拒绝,理由是他有自己的住房,不应该再向公家伸手。
大约是1965年,我在家门口不远处遇上一个衣着极为朴素的陌生人。他亲切地与我打招呼,我却不晓得这个人是谁。回去问了父亲,才知道他就是赵宗复叔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
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我突然听父亲说:“赵宗复自杀了!”这句话好像晴天霹雳,让我不敢相信。因为在父亲眼里,赵宗复是他最佩服的共产党人。我听说自杀是叛党行为,像赵宗复这样背叛了自己家庭的人,怎么又会背叛自己的信仰呢?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该文说:当时“赵宗复在太原工学院院长任上,因其家庭出身和‘潜伏’经历,受到‘革命师生’的批判和冲击。遭到造反派无休止的批斗。同年6月21日他从土木系三层楼上摔到二楼水泥地上,当场死亡。具体怎样摔的,至今仍是一个谜。”我不知道作者的说法有何根据,但是赵宗复的一生,包括他的选择、奋斗和死亡,在我心中始终是未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