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6年至1917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几乎以一己之力扭转了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对外政策方向，这个人就是神秘顾问爱德华·豪斯。尽管从未有过军旅生涯，豪斯却被人称为“上校”，他是个清瘦的小个子，面色沉郁，在纽约银行界颇有人脉。与典型的美国政治人物不同，此公对大众政治和媒体极为排斥，更乐意扮演18世纪欧洲外交中宫廷顾问和秘密信使的角色。
爱德华·豪斯
神秘顾问与谋主
爱德华·豪斯先后为4位民主党人策划德州州长竞选，无一失手；当他在1911年结识威尔逊后，又成为后者两次大选的参谋长。威尔逊曾多次邀请豪斯入阁，但“上校”对官僚政治的繁文缛节毫无兴趣，他宁愿放弃抛头露面的虚荣，为的是能从幕后对实际政策施加更具决定性的影响。
大战爆发以后，威尔逊派豪斯前往欧洲视察战情，并对双方的政治企图进行评估。豪斯的判断相当严苛：“如果协约国获胜，欧洲大陆将被俄国所统治；而如果德国获胜，未来的几代人必将被显而易见的军国主义专制所笼罩。”
伍德罗·威尔逊
接下来两年里，豪斯负责了美国政府在两大集团间的大部分调停工作，但无功而返，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传统欧洲外交倚重的均势观念培养了一系列利己主义和视人命如草芥的谬误，人们宣称均势可以避免战争，实际上却在为某种仅存在于纸面的“平衡”牺牲上百万人的生命。
推动整个冲突的心理因素没有一项是高尚的，军人通过泄密来攻击自己的同僚，媒体煽动民族仇恨以吸引眼球，号称文明人的先进民族以比野蛮人凶残百倍的方式杀伤昨日的友人。这种对欧陆政治的厌恶，又和著名的“门户开放”主义结合起来——按照19世纪美国外交家的看法，新大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不可能在脱离海外传播的情况下独自生存，它迟早要对外输出。
对均势外交的厌弃、对“美国式生活方式”向全世界传播的必要性，以及建立某种永恒的、牢固的和平秩序的想法，随后就开始在豪斯和威尔逊的脑海里生根。1916年10月5日，威尔逊在豪斯的建议下向美国民众疾呼：“战火正在世界其他地区蔓延，合众国却远离当前的冲突，这不是因为它不感兴趣、更不是因为冷漠无情，而是因为它希望扮演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角色。”这种新角色不同于过去英国充当的均势缔造者，更不是经由秘密外交和领土割让来达成，它的三大支柱在传统欧陆政治中几乎从未出现过，那就是普遍民主、集体安全和民族自决。
威尔逊和豪斯都是虔诚的新教长老宗信徒，信奉崇高的道德原则和法律至上主义。在他们看来，人之本性皆善，不好争斗，这种本性在民主制下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保全；民主国家的外交通常反映其国民的特质，是故它们热爱和平，不会主动挑起“反人性”的战争。依此类推，倘若民主制能在全世界普遍建立，持久和平就有了保障。
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冲突不断的主因不是均势被破坏，而是均势这个“不道德”观念本身，是基于均势观念对合理的民族独立权的压制。必须使一切民族获得平等的地位去决定其政治前途和国家存废，在这个基础上，各国结成类似议会的共同体，按照白纸黑字的法条判断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是非曲直，一致惩戒违规者：如此“民主在世上方得安存”。
从这个角度看，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起因就不道德，目标更不合理：美国要加入的绝不是这样的旧式战争。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题为“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说，阐述了美国的和平理念——缔造一种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的和平，不以旧式的领土兼并和金钱赔偿为基础，重要的是厘清造成冲突的是非曲直，惩戒作恶者，并对潜在的冲突因素进行疏导，这样才能建立稳固的战后秩序。
此时他仍寄望于豪斯的外交接触，期待能以会议形式敦促双方停火，但齐默尔曼电报的公开把美国逼到了死角：倘若再不明确外交态度，德国就要对美国本土进行“预防性”攻击了。于是，4月2日，威尔逊在国会特别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宣布“为了美国的权利与荣誉，必须对德宣战。”4天之内，参议院以82票对6票、众议院以373票对5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一咨文，美国终于参战了。
凭空规划出世界版图
在威尔逊和豪斯看来，美国要打的是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击败德国“屠夫”固然得靠物质力量，确立战后和平却需要全体国民的理解和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压制爱尔兰裔反战分子（他们本土的同胞正在德国支持下发起反英暴动）、支持孤立主义的“太平洋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就成了当务之急。
第一次世界大战
宣战后一星期，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宣传部干将科利尔为主席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就成立了，委员会动员大批演员、学者和作家在各州举行集会，煽动反德情绪，强调美国参战的正义性。与宣传战相伴随的还有暴力专政——1917年6月颁布的《间谍活动法》规定政府可以对妨碍征兵以及鼓吹叛国者处以监禁和罚款，1918年通过的《煽动法》则对具有煽动反英、亲德倾向的媒体和个人设置了严苛的处罚标准。
在这种“爱国主义恐怖”中，贝多芬的交响曲被撤下了各大乐团的节目单，德式泡菜更名为“自由泡菜”，一位电影公司老板罗伯特·戈尔斯坦因为制作了独立战争题材的影片《1776年精神》被判处10年徒刑，因为这部电影显然宣扬了仇英情绪，而戈尔斯坦先生不幸又是个德裔移民。
比内部宣传更具现实意义的是经济动员和军事准备。1917年7月成立了战时工业局，负责协调私人企业以确保战事所需的石油、煤炭、钢铁和汽车产量保持稳定，食品管理局和燃料管理局则在国内建立了大范围的定额供应制，把节省出来的肉、糖、面粉和燃料运往欧洲前线。私人信贷暂时中止，确保大部分剩余资本可以提供给协约国用以继续作战。
从1917年5月到1918年11月，美国财政部共发行了4批“自由公债”，总额接近200亿美元。有2400万名在18岁至45岁之间的男子参加了征兵登记，其中300万人被征召入伍。在1918年的春天和夏天，175万美国陆军从新大陆抵达欧洲，他们挡住了德军最后也是最强劲的一波攻势，直接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然而，军事胜利只是威尔逊计划的开端而非结束，现在，美国就要乘新胜之余，向全世界公布它的伟大和平方案了。1918年1月5日上午，豪斯和威尔逊在总统办公室待了两个小时，几乎是凭空规划出了未来的世界版图。根据年轻的沃尔特·李普曼准备的材料，威尔逊把消除经济壁垒、贸易平等、航行自由等通则写在纸上，随后把他对德国问题和欧洲领土调整的意见一一加上；由于豪斯的坚持，“公开外交”作为最重要的原则加在了前头。
沃尔特·李普曼
紧接着，威尔逊亲自用打字机把重点多达14条的演讲稿打出来：仿佛是预感到这些原则永远不可能为多数人理解，整个准备过程安静得像做贼，没有通知副总统，更没有告诉威尔逊相当厌恶的国务卿兰辛。6日下午，威尔逊把准备好的讲稿念了一遍给豪斯，后者的评论是：“这是您政治生涯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它要么让您青史留名，要么让您堕入地狱。”
唐吉诃德式进军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11时30分通知国会他要发表演讲。到这时为止，就连部长们也不知晓他们会听到什么样的言辞，匆匆赶来的议员们只贡献了一点零星的掌声。但随着演说的进行，掌声越来越频繁地响起，最后变成了震耳欲聋的欢呼。人们跳到桌子上，挥舞着手臂，好像在观看一场足球比赛——
“我们参加这次战争，是因为正义受到侵犯……至于我们在这次战争中要求的，绝不仅仅是和自身利益相关的东西。我们所要求的是使整个世界适于人类生存和安居乐业，特别是要使这个世界成为以下的图景：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所有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希望依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制度、希望获得正义以及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的公平待遇，而不至于受到暴力和自私的侵略的保证的国家，都能够安居乐业。”
“我们自视为所有联合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亲密合作者。我们利害一致，也紧密相连，必将并肩合作到底。”
“在我所罗列的整个方案里，贯穿着一个鲜明的原则，这是一个使得正义遍及一切人民和国家的原则——确认他们不管是强或是弱，在彼此平等的条件上都有享受自由和安全生活的权利……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决不可能依照其他原则行事；而他们为了维护这一原则，甘愿奉献出他们的生命、荣誉和所有一切。”
呼告、呐喊和国歌声一波一波地涌起，如潮水般拍打着讲台，那个清瘦孤独的“唐吉诃德”站在最顶端，注视着下面的民意代表。很快，这欢呼的潮水将涌出新大陆，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听到它的回声，从世界无数个角落升起的感激、祈求、建议将通过电报线传递到华盛顿，让那个“要么青史留名、要么堕入地狱”的人物生出些许自得。1918年12月13日，这位“唐吉诃德”乘上“乔治·华盛顿”号邮轮，前往催生齐默尔曼电报的那片大陆去完成他的和平巴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