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前的今天，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上台后召开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放弃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权力高度集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使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病。
赫鲁晓夫 斯大林
斯大林的逝世，使许多人开始思考苏联的经济发展问题。这种思考首先是从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开始的——他们感受到要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
1953年，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的农业改革纲要，可以看做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苏共二十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其议题主要是讨论和提出改革的方针问题。但长期以来，这次会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作的冗长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混乱。
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苏共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
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在击败其政治对手后，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然而，在为苏共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的“肃反”问题。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的平反工作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还要给那些受到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年至1939年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假案和冤案。
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一二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件。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有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
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秋，关于30年代“肃反”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重新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11月5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
一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2月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在领导层内部展开了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
赫鲁晓夫
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对此，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苏共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
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但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
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
莫洛托夫
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苏共二十大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几天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肃反”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
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肃反”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也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
米高扬
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波斯佩洛夫）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
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
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
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
2月13日首先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作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这就是说，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肃反”的大量具体事实。
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作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这样出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