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做事情后来变得孤注一掷（文雅说法是操切），变得骄奢淫逸，是从万历五年夺情事件开始的。
夺情事件是指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去世。按照明朝丁忧的制度，官员在遇到父母的丧事时，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否则便是违反伦常。
张居正照例上疏请求回原籍守制，万历不允，张居正又多次上疏，万历皇帝以政务繁忙、不必离职守孝为由，下诏挽留张居正“夺情视事”， 在下发吏部的圣旨中写道：“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
张居正再上《乞恩守制疏》，万历皇帝回答：“爱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十岁上先皇辞世，先生受托尽心辅导……朕于幼冲之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况且爱卿身系国家安危，又岂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请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正值改革的关键时刻，整个国家百废待举，而内阁、六部和督抚之中，还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够代替张居正推行改革，若张居正于此时回家守孝，就有可能中断政治改革。
但夺情形式上违背了祖制和纲常，利益集团打出维护封建礼制的幌子，指责张居正贪恋利禄，要求朝廷罢黜张居正。
率先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吴中行说：居正每自言圣贤义理，祖宗法度。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总结一句话：夺情既不近人伦情理，也不合义理法度。
然后是张居正的另外一位弟子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赵用贤说：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淆也。总结一句话：请令张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
再然后是张居正的两位同乡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说：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奏请令张居正回籍守耕。
这些人都是张居正的的门生或同乡。张居正当时的感受是悲凉：以前严嵩做首辅的时候，有很多人上疏弹劾他，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他的同乡。现在看来，我这官当得简直不如严嵩了。
万历皇帝龙颜大怒，他觉得吴中行四人的矛头不只是对着张先生“夺情”问题，也是对自己权威的藐视，决定效法列祖列宗对直言犯谏的建言大臣所惯用的手法，对此四人执行廷杖。吴中行和赵用贤各杖六十，逐出京城，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穆和沈思孝各杖八十发配边地，不在大赦之列。
但是没用，刑部观政邹元标，在四人挨杖的当天，将奏疏呈上，说：张居正虽然有才有志，但学术偏隘，自用太甚，他的设施乖张，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才等行为，不胜枚举，何况朝中除他以外，也不是没有能人。张居正自称非常之人，其实亲丧不奔，别人视他为禽彘。
结果，邹元标被廷杖八十，遣戍都匀卫，同时遭廷杖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韩，他也上了一封万言疏指责张居正，被抓来打了一顿后，发送回原籍。
邹元标被廷杖前，翰林学士王锡爵前往张府替邹元标求情。张居正向王锡爵跪下，横刀做自刎状，说：“皇上挽留，而你们非要驱逐我，不如现在杀了我吧。”
更让张居正感到愤怒的是，他还没走，只是几天不上朝，内阁僚属和翰林院的学士、侍讲读学士、修撰、编修、庶吉士们都纷纷穿上红袍到内阁向次辅吕调阳道贺高升。（根据明朝不成文的规定，首辅去位三日以后，次辅便可把座位从右边移到左边）。
而其他官员看到吴中行等五个人被处罚之后，反而群情激奋，继续向皇帝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
张居正这时已经明白自己将不得善终了，他知道自己把大部分的官员都得罪了，但自己根本没有退路，硬着头皮向前走，自己还有可能获得成功，若是屈服后退，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身败名裂。他死后，将被得罪的利益集团清算，所以只能孤注一掷，破罐破摔了。
这真是一种悲凉和绝望。
熊十力在《与友人论张江陵》中说：张居正不去守制，不是贪恋权位，张居正“当国日浅，新政甫立，新法甫行，天下兴亡之几，惟视江陵此时去留而定。去则政乱法毁，而亡几已著，不可挽矣。此其关系重大，岂一要紧战事可比拟乎？”并认为批评张居正“夺情”的人“受专制之毒，习于小节小谨，而无高远之识量”。
在夺情前，张居正是能够严于律己的。据明史记载，明朝进入中期以后，由盛转衰，危机四伏，吏治腐败、豪强兼并、官员贪污，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贪污数额之巨，令人触目惊心，例如严嵩被抄出的家产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相当于中央财政一年收入；号称廉能的徐阶，拥有良田达四十余万亩。甚至以惩贪为己任的御史出巡也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中饱私囊。
张居正本人对腐败危害是一直清醒的，所以一上台就惩治贪污腐败，“不问官职崇卑，出身资格，一律惩治，必定罪而毫无赦免。”例如吏部左侍郎魏学曾因贪贿徇私被劾，调往南京；江油知县侵帑二千余金被判处死刑；河南、陕西两省按察佥事因贪虐削籍。万历二年正月，将“贪酷异常”的保定知府贾淇等十八人依法给以严惩。据《国榷》记载，关于惩贪的叙述有十六处，涉及各级官吏、军官以及扰民的宦官。
在惩贪的同时，张居正竭力倡廉举能。万历初，廉能者“不次超擢”，脱颖而出。如浙江布政使谢鹏举为政廉能，政绩卓著，升任右副督御史巡抚浙江、户部右侍郎，担当起惩贪倡廉的重任。吏员出身的黄清，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张居正不顾流俗议论，调他任两淮盐运司同知。
当时在夺情中，刘台、吴中行弹劾恩师的教训，使张居正不敢再相信任何人。此后，他举荐任用的官吏，都是些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的小人。
张居正甚至控制万历皇帝的用度， “臣朝夕所忠告于上者，惟以节约爱民为急务。”神宗兴修宫殿，增派织造，强取内帑，屡屡遭到他的强谏。
夺情后，破罐子破摔的张居正在生活上妻妾成群，奢侈无度，在江陵，他建造太师府第，耗资达二十万两白银，神宗不但亲笔为他书写了堂匾、楼匾、对联，而且还拿出一笔内帑，作为建造资金。上行下效，于是全楚官员纷纷出资纳贿。张居正故里石碑这座豪华的府第，历时三年才建成。张居正家被抄时，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
张居正回籍葬父，所乘坐的三十二人大轿，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制作送上的，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寝室，两旁有走廊，各立一童子左右侍候，为之焚香挥扇。戚继光派兵护送，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远迎，就连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与之行宾主之礼。
在夺情之前，张居正禁止子弟、家人结交官场，豁出去后，张居正次子张嗣修参加会试，廷试拆卷后，嗣修排在二甲。出于李太后、冯保的授意，神宗将嗣修列为一甲第二名榜眼。事后，神宗对张居正说：“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顾)先生子孙。”神宗带头作弊，张居正欣然接受。
夺情后，张居正有点孤注一掷，破罐子破摔了，例如不顾一切，在万历九年(1581)，通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
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
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上的手续，大大限制了地方胥吏从中的营私舞弊。 “量地计丁”、“计亩征银”，使得豪强地主要隐产瞒丁、规避赋役变得比较困难，而针对一般农民的“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也有所减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赋役折银的办法，有利于农民免去劳役，从事各种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于刺激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使得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避免了贪官污吏从中巧立名目，敲诈勒索。
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则为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一般佣工自给的工商业者和囊丰箧盈的富商，又因无田而得以免役，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来说，一条鞭法的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明中叶以后，货币经济有新的发展，白银成了交易过程中的流通手段，这使一条鞭法的实行成为可能；而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普遍推广，反过来又促进白银的流通比以前更为普遍广泛，这方面也对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张居正这种孤注一掷的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例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推行均平赋役，便得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不得不如履薄冰，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敲掉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士大夫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
在张居正去世后，他得罪的利益集团势力疯狂反扑，据史料记载：“今上癸未甲申间，籍故相张江陵，，江陵长子敬修，为礼部郎中者，不胜拷掠，自经死。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其婴稚皆扃钥之，悉见啖于饥犬，太惨毒矣。”
其儿孙被“俱令烟瘴地面充军”；府第被充作“传舍”（过往官员临时住留的招待所），家丁婢女被转卖他乡，“家人从死者十余人”。也即张居正的长子不胜刑罚而自缢，次子和其他几个孙子充军远方，母亲及家属因被查抄饿死十余人。
支持改革的官员如吏部尚书梁梦龙、兵部尚书张学颜、刑部尚书潘季驯、蓟镇总兵戚继光、宁远伯李成梁等，均遭到排挤迫害；而从前遭到张居正打击的人，大都被重新起用，以致朝政发生重大变化，考成法、一条鞭法被废止。
所以张居正究竟是一个贪官还是一个清官，夺情是一个转折点，夺情前，张居正还是能够严于律己，兢兢业业的，例如辽东总兵李成梁，派人送来大批黄金、白银，张居正婉言谢绝。
夺情后，就骄奢淫逸了，甚至死因都跟好色有关，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说：张居正“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天遂不御貂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