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农村，许多农民除了夏季紧张的耕耘土地外，冬季则须进城作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税，往往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生活。有些农民，特别是长野县信浓川一带的山区农民，不得不全家人背井离乡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到我国东北的鸡西、勃利、桦南、依兰地区垦地谋生。在城市，有劳动力的青年男女进厂作工，尽管十分勤劳，所得微薄之工资，仍难以养家糊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本的向外侵略，日本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却愈益贫困化。
与日本劳苦大众相反，一些日本社会上层人物及其政党，却不时地相互攻击，争权夺利，把广大民众之疾苦置于脑后；日本各财团势力以其产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残酷地剥削劳动群众，而且极力影响着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总之，此时的日本也存在着资本主义初中期那种贫者越贫、富者更富两极分化和资本垄断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对着日本社会的各种病态，因而也就产生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各种主张。其中以军队的激进分子的主张最为突出，酝酿的时间也最长。
自从1934年以后，由于统制派的主张得到日本陆军大多数中上级军官的支持，他们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1931年12月荒木贞夫就任陆军大臣后，皇道派的青年军官曾期待他实施“革新”，荒木也成为这些人的后台。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缘，才得以阻止青年军官卷入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这些军官有恃无恐、言行动辄越轨的后果。
1934年1月，荒木贞夫辞职，由林铣十郎大将接任陆军大臣。他得到宇垣派和南次郎派的支持，把统制派中坚人物永田铁山提升为军务局长和少将，这是仅次于陆军大臣和次长的实权职位。至此，统制派取代皇道派，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支配权。
在制订日本全国“统制化”的计划时，需要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知识，因此统制派幕僚曾向官僚、财界和学者求援，逐渐同政界和财界的上层建立了紧密接触。永田铁山就是这个接触网的中心人物。可以说，他就是统制派的核心。
控制了军部以后，为保持军队上下一贯的统制、争取合法掌握政权，统制派不断寻找机会打击皇道派。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的政变阴谋，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此后陆军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为由免去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
统制派打击皇道派的行动并未就此停止。
1935年7月，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离枢要部门、转任战地军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调动就是免去了皇道派头面人物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罢免真崎得到了昭和天皇的暗中支持，他长期以来一直不满真崎对少壮军官的危险影响，曾在私下表示“我一直希望他提出辞职，但他不干”、“连常识都没有”。
真崎下台后，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皇道派少壮军官把矛头指向了永田铁山。
1935年7月19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来到东京陆军省，要求永田辞职，遭到拒绝。当他返回福山后，接到了调往台湾的调令，被激怒了的相泽遂决定刺杀永田。
占据了永田町一带的士兵
1935年8月12日，他再次返回东京，身佩军刀，直接闯进了永田铁山的办公室。当时，永田正在同东京的秘密警察头子会谈，见相泽杀气腾腾地闯进来，厉声喝道：“干什么的？”相泽并不答话，而是直接抽出军刀，向永田劈去。永田敏捷地避过了这一刀，跳起来向门口跑去，但是曾担任过剑道教官、精通剑术的相泽并没有给他逃生的机会，猛冲上去，一刀砍在永田的背上。当永田挣扎着去开门时，相泽又挥刀从背上直刺过去，贯穿前胸，将其钉在门板上，结果了永田的性命。大概是觉得永田的死相很难看，相泽摘下自己的军帽，盖在他的脸上，准备下楼再去买顶帽子，直到这时才被闻讯赶来的宪兵抓住，此次事件被称为“相泽事件”。刀劈永田铁山的事件令天皇极度震惊。当侍从长本庄繁向他禀报这一事件时，裕仁当即表示：“这样的事件竟在陆军中发生，真是非常遗憾。请进行调查，并把详情向我报告。”在为永田举行的隆重葬礼上，裕仁还令宫内省送去鲜花。
永田事件之后，统制派幕僚军官为了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于1935年12月趁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际，把第1师团长、铁杆皇道派成员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接着又命令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1师团调往满洲。第1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决定无异火上浇油，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异动”的步伐。
1936年1月，冈田启介内阁因政友会提出不信任案而倒台，日本政局出现动荡。同时，第1师团军法会议开始公审相泽中佐。皇道派少壮军官错误分析了形势，认为公众舆论对公审持批评态度，趁此局势动荡之际，政变“有九成胜利的把握”。此外，第1师团将在3月开赴满洲，因此政变必须在2月底之前发动。
冈田启介与松尾传藏
为了获得上层的支持，政变集团骨干矶部浅一大尉两次拜会了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从他那里得来的印象是“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陆军上层）不会实行镇压”。矶部还拜访了罢职在家的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真崎对来者的意图甚为明了，但是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为了从将来的麻烦中把自己撇清，便在矶部开口前说“要是（因为这次谈话）引出什么事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矶部见对方避而不就，于是转口说为了帮助相泽的公审辩护，需要一些钱。真崎说，我穷，没有钱，但不知需要多少。矶部说，有1000日元就行。没有这么多的话，500元也可以。真崎爽快地答应了，说道：“就这些吗？如果这么多，卖些东西也给你凑上。”矶部将此看作是真崎等皇道派高层人物对他们行动的默许和鼓励。
汨罗渊中波涛动，巫山峰旁乱云飞。
混浊之世我独立，义愤燃烧血潮涌……
权贵只晓傲门第，忧国此中真乏人。
豪阀但知夸积富，社稷彼心何尝思……
1936年2月26日，1400名日军官兵唱着这首自比屈原的《昭和维新之歌》，由一群尉级军官带领，在东京市内横冲直撞，以“昭和维新”和“尊皇讨奸”为目标，分头袭击了首相冈田启介、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等政要，史称二·二六事件。
这是一起在中国鲜有人知，但在日本却赫赫有名的历史事件。这起事件常被日本人称呼为“不祥的事件”，这一事件的本身以及参与或被卷入这一事件的人，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治日史者不可忽视的一段历史。
二·二六兵变
这一天晚上，东京飘着百年难得一见的鹅毛大雪，雪夜中，步兵的靴子踏出了整齐而不祥的步伐声，枪声和吵闹声交响了一整夜。凌晨的时候，东京家家闭户，弥漫着肃杀的气氛。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首相冈田启介，青年军官们认为冈田乃是“君侧之奸”的首要分子。兵变的策划人栗原安秀亲自指挥，分四个小队袭入首相官邸。首相官邸的守卫部队乃是警察，巡查部长村上嘉茂卫门带着3个警察拿着手枪与一大群士兵枪战，寡不敌众都被杀死在官邸中。
冈田启介
枪声立刻惊动了冈田启介，从日俄战争的血泊中爬过来的冈田意识到了危险，却吓得不敢动，首相秘书官松尾伝藏是冈田的妹夫，硬是把首相拉起来送到女仆房中躲避。松尾的样子长得和冈田有几分相似，情急之中，他跑出去自认冈田，叛军立刻开枪把他撂倒在地，枪打在了前额，血流满面，暗中看不太清楚，认为冈田已死的叛军扬长而去。到了第二天，冈田启介化装成吊客，偷偷离开首相官邸逃难去了。
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是另一个“君侧之奸”。高桥是著名的银行家。在日俄战争中，他以日本银行副总裁的身份前往欧洲，说服欧洲国家购买日本发行的公债，为战争筹集到了宝贵的资金，从而立下汗马功劳。但高桥作为银行家，在担任大藏大臣期间，因为预见到可能的高通胀率，决定紧缩财政，一刀把陆军预算给砍了一截。这使得陆军把他视为眼中钉。中尉中桥基明指挥的叛军冲进了位于东京赤坂的高桥宅邸，高桥没有冈田那么好的运气，在住宅二楼身中六枪，然后倒在了血泊中。
内大臣斋藤实，是冈田启介的前任，海军大将，时年77岁。因为其担任内大臣而被认为是“君侧之奸”。中尉坂井直等人率领的袭击队杀进了四谷区仲町三丁目的斋藤私邸，杀进卧室的时候，斋藤的妻子春子挡在了斋藤前面，暴乱的军人只能对着这两人开枪一阵乱打，事后从斋藤实的尸体里取出了40多颗子弹，而挡在他前面的妻子春子虽然吃了许多“贯通伤”，却在昏迷一周后活了下来，一直活到1971年，简直是一个奇迹。
另外，遭殃的还有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和前任内大臣牧野伸显，天皇最亲近的这两个人被青年军官公认是必须除掉的“君侧之奸”。铃木的宅邸在东京麴町三番町，以斋藤辉三大尉为首的叛军冲进去就朝着铃木开了三枪，一枪中左脚，一枪中左胸，一枪中左头部，铃木当场就血流满地。安藤就拔出军刀来要结果铃木的性命，铃木的妻子大叫着“不要”，恳求叛军放过他，眼见铃木存活的可能性也很小，于是安藤收起军刀。很幸运的是，打进铃木胸部的子弹避开了心脏，打进头部的子弹又从耳后穿出，经过救治，铃木安然无恙。因为老婆的一跪一求而拣回一条命的铃木后来成了日本战败时的首相。
而牧野伸显当时正住在神奈川县汤河原的一家叫“光风庄”的旅馆疗养，他的警护皆川义孝掩护着牧野逃跑，在击伤袭击部队头领河野大尉等两人后被杀死。逃跑的牧野又碰上了袭击部队，被旅馆的从业员抱住翻下石垣逃跑。值得一提的是，牧野的外孙女麻生和子多年后写了回忆录，表示是自己的勇敢救了外祖父。这个麻生和子来头不小，她的父亲吉田茂娶了牧野的女儿，二战后成了日本首相。她自己嫁给了一个商人麻生太贺吉，生下一个儿子也是日本首相——麻生太郎。
东京警视厅也在凌晨5时被占领，叛军宣布“停止警察权”，陆军省、参谋本部、朝日新闻本社也遭到袭击，在永田町（国会和首相官邸所在地）、霞关（外务省所在地）、三宅坂（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所在地）等要害区域，叛军设了警戒线进行占领。政变看似已经成功，这群军官紧张地等待着昭和天皇宣布“昭和维新”的消息。
到了8时，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林铣十郎三名大将和山下奉文都到了，他们一起劝说川岛陆军大臣去见天皇，以传达兵变部队的要求。
此时，昭和天皇早已经得到了政变的消息。据说天皇在听到第一份报告的时候，就把政变部队定性为“贼军”。天皇的态度对事情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懵懂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在受了真崎等人的蛊惑后，在9时谒见天皇，想要说明所谓《蹶起趣意书》的大致意见，天皇的回答让他目瞪口呆：“朕不想听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速速去镇压。”川岛讨了个没趣，只好退出和真崎等人再商量。于是在午后，以陆军大臣川岛的名义发了这样一个安军告示：
一、蹶起之趣旨，已上达天听；
二、诸子之真意，乃国体显现之至情所致，予以认可；
三、尔等所云国体真姿所显现之现况（包括弊端），吾侪不胜惶恐；
四、各军事参议官已达一致，当以此趣旨为目标迈进；
五、除此外，有待御旨。
这个告示的问题在于继续给予了政变军官们一个错觉，就是天皇和陆军高层都在支持他们的行动。但实际上，从告示上根本看不出天皇的意图，另外，此时又传出了军事课长村上启作大佐在根据《蹶起趣意书》起草《维新大诏案》的传言，一群政变军官欣喜地等待着成功的消息。
但在26日下午，情势发生了变化。由于遭到袭击的斋藤实、冈田启介、铃木贯太郎都是出身海军，所以海军不论从当前形势还是陆海军的宿怨出发都决定立刻镇压兵变，海军省在26日上午就发布了作战命令。东京附近的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和参谋长井上成美命令海军陆战队从芝浦登陆向东京开进，海军第一舰队进入东京湾，长门号战列舰黑洞洞的主炮炮口对准了东京。到晚上，内阁和枢密院通过了戒严令。
26日晚上到27日凌晨注定是一个繁忙之夜。27日零时45分，陆军大臣川岛进宫谒见天皇，天皇很不耐烦地询问他镇压的情况，在对话中，昭和天皇表现出了愤怒的情绪：“朕最信赖之老臣为彼等悉数击倒，此不啻用绫缎绞朕之首。”“若陆军不行动，朕当亲率近卫师团镇压！”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出于私心本想打圆场，说政变将校精神可嘉云云，昭和天皇像被踩到痛处一样暴跳起来：“杀戮朕之股肱，如此凶暴之将校，有什么可饶恕的？！”眼见天皇龙颜大怒，陆军立刻行动起来贯彻戒严令。
另一方面，政变的军官方面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原本预计所谓的“清君之侧”的主张会得到天皇的认可。但根据已有的情报看，天皇显然对他们的行动并不赞同，而且抱以敌视。他们在27日委托真崎为代表进行谈判。28日正午，他们又委托山下奉文去建议：下士以下官兵许可归建，将校在天皇敕使监督下自裁。
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体面结束政变，顺便想获得天皇对他们的认可。天皇立刻拒绝了这一提议，要求强行武力镇压兵变。经过这一闹，到了28日下午4时，杉山元和石原莞尔的意见终于在天皇的支持下获得上风，戒严司令部下达镇压命令。当晚11时，戒严司令部命令在次日5时后开始攻击，将兵变部队正式定为“叛乱部队”。
东条英机
这场闹剧很快结束了，事件的结局是皇道派在政治上彻底失势。统制派由于之前的永田之死也遭到了重大打击。而渔人得利的是属于统制派的东条英机。这个被人评价为“愚顽”的人成为统制派的“中流砥柱”。清洗了皇道派的陆军终于成为一股相对团结的力量，开始谋求控制政府。
广田弘毅
事变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了“名门出身”的广田弘毅成为首相。这位新首相从组阁开始就看着陆军脸色行事，他最初准备任命吉田茂为外相，但陆军反对这个主张和英美“调和”的外交官，于是，吉田被外调驻英大使，外相由广田兼任。在陆军的要求下，广田内阁还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理由是要防止皇道派取得陆军大臣职务。这个由日本陆军开创者山县有朋设立的军队干预政府的“特洛伊木马”再度被植入内阁中，只要陆海军不提供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会因缺员而倒台。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只能乖乖跟着军队的指挥棒走。广田内阁从此被绑架上了日本的战争机器，成为军部势力的傀儡。
至于统制派的实际领导东条英机则在1937年3月成为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东条指挥了察哈尔作战；1938年，东条调回东京任陆军省次官（陆军大臣为板垣征四郎）和陆军航空本部长；1940年，东条成为近卫文麿内阁的陆军大臣；到1941年10月，东条成为首相。此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东条内阁拖着日本滑向了战争和毁灭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