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未动，理论先行。20世纪20年代末，“将中国交给外国人管理”的国际声调，越来越盛。其中，尤以日本嗓门最高。

“沉睡的狮子过几十年还是睡不醒的狮子，终究不会觉醒。……四千余年来的长梦，在今天还没有充分唤醒。”

1929年10月，日本历史学者桑原骘藏发表《关于日支共存共荣》一文，文中认为，中国是唤不醒的睡狮。

他的同事内藤湖南说得更不留情：

内藤湖南

“中国乃世界最古老国家……由于数千年来其周围几乎没有可与之竞争、将其磨砺之别的国家存在，也就像旷野中的独木自在地成长，充分发展，即使没有受到外部之害，由于树木本身的生命周期，也会在内部出现空虚……支那作为长期孤立的国家，因其内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渐趋于老衰，而从老衰恢复过来，靠树木自身的活力来做到，是难乎其难的。救济它，必须以外部之力去其腐败、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桑原骘藏将“保守”“文弱”“猜疑”归纳为汉民族的三大属性，并认为三大属性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民族性，并没有因为民国的到来而出现根本性改变。

还有一些比桑原更激进的日本学者认为，现在谁都在轻视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贫弱，汉民族品格心性“优柔惰弱”，这个样子的中国人只能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而“忠孝义勇、廉洁高雅”且对“外来先进文明敏感”的日本人，理应去改造中国人，承担改良东方人种的“重任”。

桑原骘藏、内藤湖南发表此论时，民国北洋政府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中国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可以说，比起北洋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从政治制度到国力已经大大跃进了，但为什么日本学者依然不看好此时中国认为没有日本的介入，中国的革新就无法实现呢？

剖开日本学者恶评中国的表面，其实深层是另有玄机的。任何话语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孤立存在，日本学者们说这句话时，一个无法忽视的时代背景是：日本的“军国神话”正如日中天。刚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日本，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亚洲老大，东方一哥。凡涉远东外务，国际都要看日本脸色说话。作为东方世界在西方人面前的骄傲，日本当然不满足于左右远东外务，邻国的内务它都要染指，这里，当然就包括介入中国事务。

从大历史视角解读观察，日本学者的一切高论，都可看做是为日本全面吞并中国“做理论准备”。新生国民政府还未长大，此时中国国力仍远不及日本。而强劲的邻国是不养邻国的，给不了中国太长的成长时间。胃口和耐心是呈反比例生长的，随着胃口的扩大，耐心逐渐缩小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基本史实，虽然赶走了北洋军阀，但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仍无法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高看一眼。政坛上优秀政治家仍然不多，官绅阶级也无望觉醒，国民党虽然宣言动听、招牌很新，但有些党员在腐败与堕落的程度上与旧官僚没有什么差别。至于一般民众，更被指出，是“地地道道的群氓”。

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无论官民，都不能成为革新的力量。中国靠自身，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外力介入。说白了，就是日本去统治中国才行。

为什么日本统治中国，中国才会新生呢？

因为在日本眼里，自以为本民族是“优秀民族”。20年代的日本鄙视中国，偏爱德国，除了德式军国体制符合日本国情外，还有一个与德国一样共识：

民族优劣论。

德国历代政治强人，坚信日耳曼民族是“世界最优等民族”。而日本的强人也坚持认为，“世界最优等民族”应该加上大和民族。

与“优等民族论”相对应的，当然就是硬币的另一面——“劣等民族论”。德意志第三帝国把犹太人、罗姆人看作劣等民族，“大日本帝国”也不屑地将周边中国人朝鲜人视为无法比肩日本的劣等民族。

即便在崇拜西洋的近现代，日本也未失去“优等民族”超强的自尊心。活跃于20世纪初叶，以远藤隆吉、芳贺矢一为代表的日本一部分国学家认为：失去了优秀感，也就失去了日本人的资格。远藤隆吉在《日本我》中写到：“西洋有西洋的特征和长处，东洋有东洋的特征和长处”“西洋的长处固然应该取之，但西洋的特征却不一定要取之”。强调“日本人在其精神中有一种核心信仰：我是日本人，日本是世界上卓越的国家”。

不少持“日本人优秀论”的日本国学家把本民族看做完美无缺的民族，从人种到历史传统都大加颂扬，蔑视和贬低其他民族。他们认为，大和民族的体质容易适应外国的风土，人种是最优秀的，因此经受得了对外征战，有帮助世界发展的责任；日本历史上的立宪制度极善极美，地理文物纯善纯美，形成了日本的国体和人情，元首和国民如父子般亲密，相互敬爱之情极深，平时恭俭慈爱、勤勉、服从，紧急时举国一致，献身牺牲上战场；武士道表明日本人有忠孝、节义、勇气、廉洁等特性，是国民性卓越的证据。

甚至“好战”也被他们说成是日本人的长处——“好战”是因为日本人喜好竞争，而喜好竞争则是因为喜好进步，所以，日本人是天生的进步民族。

日本“优等民族论”另一个代表人物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中洋洋洒洒举出了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而日本人的这十大优点，中国古代汉民族曾经拥有，现在汉族人已经荡然无存。

所以，就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大和这样优秀的民族自然有权统治其他民族。诸如写出《日本国民的真精神》的天眼子就主张，对外政策也要践行“国魂主义”，“向海外伸张我国威国风，扩充日本化之领域”，“进取经略非仅限于派遣兵队，割占他国，而应将我国之语言、风俗等有关我国风貌，尽可能向外国扩充之”。

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优劣论，日本学者将“日本统治中国、华夏民族才能新生”上升到历史高度——

“日本在今天正在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已成为超过中国之出色强国，通过五六十年来的努力，已积累了西洋文化、尤其是其运作经济机关所应有的训练，将其变为最适宜于东洋的形式，且能对东洋文化进行有益的取舍，固其根本，在社会经济方面，也有英美所不具备的、对中国经济组织从基础上进行改造的能力，因而有所谓‘日本人对于中国改造的使命’。”

今天看日本学者说这些话，如果仅是促就中国文明进化，像辛亥革命那样支持中国，当然不是坏事。然而，关键是中国当时已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政治制度上并不落后于日本，况且民国政府已经去旧迎新，虽然中国依然有这样那样的痼疾，但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毕竟是历史一个进步，只是需要一个成长期，如果硬说中国此时离开日本指引的变革，就与历史发展趋势不合，华夏民族的复兴就没指望，那么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真的是别有用心了。

果然，在日本的这些理论出台几年后，他们就开始动手了，先是进占中国东北，随后是全面侵华，再后是在南京，悍然进行了灭绝性的大屠杀。（文：程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