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来，汉族政权偏安江南，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斗争中一直处在被动的态势。但在经济文化上却强于北方政权，而南方从东吴开始在江南建立政权以来，南朝经济文化最盛的时期就是梁朝。这与萧衍本人的文化素质是分不开的，萧衍的文化水准在南朝皇帝中可以说是成就最高的。他当皇帝以来，在国内是实行一种温和的政策，以发展经济为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重视文化的发展。当时，与萧梁政权对峙的北魏却自从孝文帝拓跋宏死后，国力急转直下。在萧衍建立梁朝的同时，北魏内部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内乱和农民起义，这期间一直没有实力和精力对萧梁实行进攻态势，使萧梁可以趁着军事压力的减弱大力发展国内的经济和文化。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6月12日），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郡武进县东城里（今江苏省丹阳市访仙镇）人，也是出身兰陵萧氏，为西汉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萧衍本属于南朝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自立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齐明帝萧鸾大杀宗室的过程中，萧顺之的一家没有被杀。东昏侯萧宝卷在位时期，“内难九兴，外寇三作”。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永元二年（501年）冬，萧衍于襄阳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齐朝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萧衍经过两年的战争，萧衍的军队攻入建康，杀掉萧宝卷，改立萧宝融为帝。当然，立萧宝融只是萧衍在代齐称帝前的一个必要的缓冲阶段。梁天监元年（502年），齐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齐和帝萧宝融将齐朝的统治权转交给梁王萧衍，萧衍正式在建康称帝，将国号定为“大梁”。

萧衍称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上台伊始，除了将宫女二千赐与将士外，又下诏将凡属后宫、乐府、西解等处的妇女全部放遣。他禁绝除习礼乐、缮甲兵以外的一切浮费，提倡节俭。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很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他身体力行，经常只穿布衣，食菜蔬。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在这方面，萧衍在中国古代所有皇帝中也算得上出类拔萃之辈。他为了广泛地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没有被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他的政令实行起来以后，梁朝的统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梁武帝时，鉴于宋、齐朝的典签权重，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造成皇室骨肉相残，政权为素族所夺取的情况，为此，梁武帝废除了典签制度。这样一来，诸王不再受制于典签，成为有实权的藩镇。他们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就是抗衡中央，闹出乱子，也不过是受梁武帝一番家教了事。梁武帝的一片苦心，后来竟导致了皇室内乱，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梁武帝还认为，东晋是凭借世族大家的支持和维系，国运才延续到百余年，所以他特别重视恢复和提高世族大家的权利。对皇室子孙、世族大家和公卿大臣，一律加以优待、宽容，甚至放纵。即使他们犯了罪，也不受法律制裁。梁武帝也深知这些弊端，但并未加以禁止。

当萧梁的统治已经稳固，国力开始成上升势头之后，萧衍已经渐渐变了好大喜功、喜谀恨谏起来。最后竟发展成为一个极为虔诚的佛教徒，他开始相信佞佛起来。不仅他一个人喜欢佛教，他还在统治区域内极力营造佛教气氛，鼓动周围的王公贵族也信佛。搞的举国上下一片乌烟瘴气，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腐败。政治上的腐败也必然导致军事上的无能，加上当时北方政权虽然已经分裂，可从东、西魏分裂出来的北齐和北周经过各方面改革和整顿实力得到相当发展。

萧衍晚年笃信佛法，纵容邪恶，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527年，萧衍亲自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529年，梁武帝在同泰寺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群臣捐钱一亿赎回“皇帝菩萨”；546年，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547年，萧衍又第四次出家，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萧衍从《大般涅槃经》中找到理论根据，下令僧人必须吃素。从此，汉传佛教形成吃素的传统。老年的萧衍刚愎自用，乱建佛寺，不听劝谏，重用奸臣，造成朝政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