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伟大时代。一提起唐朝时人们的精神信仰，相信很多人都会立马想起佛教。唐朝的佛教文化极其兴盛，如三藏法师不远五万里而西行取经求法的事迹在中国人尽皆知。然而实际上，在整个唐朝的历史上，除了武则天时期和宪宗朝外，唐帝国自高祖建国起，历代唐帝都十分尊崇道教，使得道教在唐朝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那么，为什么唐朝朝廷和皇室都如此推崇道教呢？
有唐一代，朝廷和皇室与道教的关系极其亲密，相互影响。提起唐朝之崇道，首先便不得不提一下隋朝时佛教的兴盛。史书上的隋文帝矜矜业业，勤俭节约，造就了“开皇之治”，给后来的隋炀帝留下了很厚的“家底”。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位勤俭的皇帝统治下，佛教的发展达到了极盛，隋文帝本人就是一位狂热的佛教徒。
待到隋帝国轰然倒塌后，经过一番混战，唐帝国在其基础上建立了起来。唐初社会沿袭隋之风气，普遍存在着崇佛抑道的风气，唐朝的统治者针对这种风气，开始逐步通过政令来确立崇道的风气，提高道教的地位。
图1 杨坚（541年－604年），即隋文帝
唐高祖李渊早在立国之初，便尊奉老子李耳为其祖宗，四处大修老子庙，并且多次亲自前往祭拜。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唐高祖还特意下诏，宣布道教位在佛教先。太宗李世民也曾多次下诏，说“大道之行，肇于邃古”，道法可以“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而“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爱及东汉，方被中华。”，因此唐太宗强调“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从皇帝不惜以政令诏书的形式来提高道教之地位，可以看出唐朝皇帝对于道教的重视。
分析唐朝的崇道政策，其缘由要先从李唐皇室的血统讲起。唐朝皇室起源于关陇地区，其历史渊源极其悠久，是著名的军事贵勋家族。唐高祖李渊的的祖父李虎更是当时西魏的八柱国之一。但李唐皇室的母系血统多为鲜卑族人，所以李唐皇室有着鲜卑血统是毫无疑问的。
作为没有纯粹汉族血缘的士族，李渊的家族在全国范围内众多的士族门阀之中，其地位并不高。因此，要想在隋末的征战中迅速站稳脚跟，获得门阀大族的支持，获得巨大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便成为了李渊开创之初最为迫切的需要。
图2 李渊，唐高祖
道教一直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尤其在七世纪初时的中国。当时的民间广为流传着老子降世，化为李弘以救百姓于苦难之中的谶言。“李氏救世”和“李氏当为救世主”的传说在百姓之中很有“市场”。于是，李渊以汉族远古圣人老子为祖，自称“老君子孙”，既抬高了自己宗族的地位，以使其可以服众；又巧妙的利用了老子和道教在民间巨大的影响力，获得了民间的声望和支持。可谓一举多得。
老子作为道教的圣人，同时也是皇室的祖先。两者相结合，使得李氏统治的合法性自然成为了顺乎常理之事。因此，皇权和道教的紧密结合，对于唐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征战时，这有利于李氏宗族一方获得社会支持和号召力；王朝开创之初，利于借助宗教力量巩固统治，宣扬统治的合法性和天命所在；自此往后，道教成为皇室的统治中不可分割的力量。
图3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
这点从唐朝时老子称号的演变可以看出。唐朝立国之初，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奉老子为其祖，立庙祭祀；高宗乾封元年，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天宝二年，加太上玄元皇帝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加号为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加号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因此，唐朝统治的时间越久，越离不开老子和道教力量对其统治的加持。
有意思的是，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一般人对于道教的传教都很陌生。其实在唐代，为了在周边地区传教，道教做了很大的一番努力，当然这背后也有着唐朝皇室和朝廷的影子。在唐高祖时，唐朝廷曾多次对吐蕃提出传教的请求。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应高句丽国的请求，唐帝国两次派出了由道士组成的使团前往高句丽传教，他们携带了大量道教仪器图册，并且还专门在高句丽讲解《道德经》。深受唐文化影响的日本此时也请求道教的传入。道教的影响力在全国范围内增强，甚至走出了国门，乃至在西域地区也建立了很多的道观，由此可见唐朝皇帝对于道教传播的支持力度之强。
图4 玄奘（602年~664年）
唐太宗也是一位道教传教的积极推动者。玄奘法师取经归来后，唐太宗对他非常礼遇重视，多次请求法师还俗以辅国政，但玄奘法师心向佛法，只想清心翻译经文，因此对于多次拒绝了太宗的请求。但在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要求正在译佛经的三藏法师把道家的经典《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以期望道教可以如佛教传入中国一样传入印度，乃至更远的地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唐朝皇室和朝廷对于道教的推崇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推崇道教和尊崇老子，巩固了唐朝的统治基础。使得除了皇权外，唐朝的皇室还可以借助宗教的力量在民间产生巨大影响力，对于稳定统治秩序和宣扬天命的所在带来积极的影响。而老子的道教文化与皇权结合后，也使得道教在唐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文：李光彩
参考文献：《新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