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斯图加特特莱德哈勒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的这场音乐会绝对是震撼级的。很多交响曲的现场演出，即使大牌乐团和顶级指挥也未必总是能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聆赏。特奥多尔·克雷提兹指挥西南广播交响乐团演出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无疑会成为年轻指挥家历史档案中的重要一页。克雷提兹是当今新生代指挥家中少有的才华横溢之人，这位身上流淌着希腊和俄罗斯血液的男人，混合着奥古斯都雕像的力量、精致与圣彼得堡人华丽的舞蹈、喀山大教堂中悼歌的悲悯。打着耳钉，穿衬衣指挥，让乐手们情绪上来时站立演奏，这哥们一直都在颠覆古典音乐的窠臼。当看完这场音乐会，若干年后，我们一定会庆幸我们曾经是一位未来大师不可多得的一场演出的见证者。

音乐响起，我们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俄罗斯。德国军队对列宁格勒的围攻已经持续了870天。1941年9月，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一部交响曲，他将这部交响曲献给了这个城市及其居民。很少有音乐能像这部第七交响曲那样既充满了历史厚重感，又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漩涡中起伏。肖斯塔科维奇的“乐观悲剧”至今仍让人心如刀割。特奥多尔·克雷提兹则让这把刀通过他的双手、通过他双手挥舞而出的音乐割开了一幅历史长卷中的暗黑时光，也让音乐抵达了听众内心最不堪承受的生命之“轻”。

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

《C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60》是俄国作曲家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于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于同年12月27日完成。作曲家将乐曲题献给自己的出生和成长地——受德军所围困的列宁格勒，因此本曲亦加有副题“列宁格勒”（Leningrad）。乐曲于1942年3月5日在萨马拉首演。3月29日在莫斯科首演，而列宁格勒首演则迟至8月9日才举行，原因是当时列宁格勒电台交响乐团只有15名乐手仍留在当地，其他乐手不是已死于战争中，就是被派往战场，所以乐团管理阶层只好在全市招募能演奏乐器的市民加入，才凑足乐手得以演奏。

这是肖斯塔科维奇所创作的15首交响曲中，演奏时间最长的一首。本曲获得1942年斯大林奖一等奖。

由于这曲的首演时间，正值德军对列宁格勒进行猛烈的攻击，因此起初不少音乐评论都认为，肖斯塔科维奇是借这首交响曲去抒发他的爱国情怀，宣示对德国纳粹政权和军权主义令列宁格勒人民受苦的愤恨，因此首演后乐曲即备受好评。同年6月及7月，这部交响曲在伦敦和纽约作欧洲及美洲的首演。不过，当二次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以及苏联人民都普遍认为这首作品的政治宣传意识太浓。再加上进入冷战时期，因此这首交响曲的受欢迎程度大减。在往后的数十年，和其他被指同样政治宣传味道甚浓的第二、三、十一、十二交响曲都鲜有演出的机会。

然而，随着音乐学者对肖斯塔科维奇有更多的研究，再加上他死后才出版，声称是自传兼回忆录《证言》（Testimony, The Memoirs of Dmitry Shostakovich）中所写的内容，他们开始意识到，《第七交响曲》背后的含意并非如此。当时夹在苏共“意识形态”和创作自由夹隙中的肖斯塔科维奇，经历过1936年因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被斯大林猛烈批评，继而第一次被苏共公开谴责，要借风格保守的《第五交响曲》向苏共妥协才能翻身，《第七交响曲》也是源于这种妥协心态。另一方面，长时期受到当局的审查，他其实是借《列宁格勒交响曲》中的侵略主题，暗指当时斯大林所推行的暴政和极权主义统治模式，才是列宁格勒人民所恐惧的。

在《证言》中，肖斯塔科维奇对这首交响曲有以下的解说：

“

……《第七交响曲》成了我最流行的一首作品。可是一般人却不太明了这首作品的真正内容，这令我十分伤心，……《第七交响曲》是在战争（二次大战）之前就已计划开始写作的，因此它不可能起源于希特勒的进攻。这个“进攻”的主题与希特勒是无关的。我写作的时候，是在想着人类的敌人。....希特勒是罪魁，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斯大林也是。 ……我对那些被希特勒所杀害的人怀有无尽的哀伤，可是对那些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被杀害的人们，我的哀伤并不因而减少。对每一位受折磨、被枪杀、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我都为之哀伤。远在希特勒开始屠杀之前，在我们的国家里，就已经有千万的生命被杀害了…… 战争带来了更多的悲剧及破坏，可是我却没有忘记战争之前的恐怖。这就是我自《第四交响曲》开始以后，所有交响曲的内容，包括第七与第八。 事实上，我并不反对称呼第七交响曲为《列宁格勒交响曲》，可是它的内容却不是被德军包围之下的列宁格勒，它是被斯大林摧残之后，由希特勒完成毁灭的列宁格勒。

”

《证言》一书，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朋友——俄国音乐学者及评论家科高夫（Solomon Volkov）声称是在作曲家晚期时（约1971年-1974年）所默录的口述记录，由作曲家签名证实后，再整理出版的（但手稿却从未公开过）。最初不少人，包括多位肖斯塔科维奇生前的作曲家好友、他的两名子女和晚期形影不离的第三任妻子等，都质疑其可信性。但随着有更多曾和他共事的亲友，包括好友兼前苏联的音乐评论家利柏定斯基（Lev Lebedinsky）、女婿马克西姆·列维诺夫（Maxim Litvinov）、大提琴家罗斯托罗波维奇等表态支持本书的真实性。但最大的转折点，莫过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肖斯塔科维奇的儿子马克西姆（Maxim Shostakovich）公开表示《证言》的确是父亲的亲身口述时，书中肖斯塔科维奇表达这种借反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而反斯大林的极权统治的意义就更加被突显起来。

这首乐曲在何时开始创作，至今仍未能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根据作曲家在《证言》所讲，第一乐章应该早于德军入侵前写好了。第二乐章则在9月中完成。德军开始炮轰列宁格勒，他的创作大部分都是在防空洞中进行。他曾于1941年9月17日在列宁格勒电台的录音中表示：

“

一小时前我完成了一部大型交响作品总谱的创作。如果能够继续我的写作，并完成第三、四乐章，那么它将成为我的第七交响曲。为什么我要讲这些？我希望收音机前听我讲话的听众知道我们这座城市的生活还在正常进行。

”

第三乐章则完成于9月29日。两日后他和家人被疏散到莫斯科，并于10月22日继续被疏散至古比雪夫，他于此地完成了整部作品的创作。

交响曲共分成四个乐章，演奏时间大约为7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