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2月9日，太平军自武汉三镇水陆并进，水军船只万艘，帆幔弊江，衔接尾数十里，顺江而下；陆军数十万人，旌旗蔽日，沿长江两岸长驱东进，目标是清帝国在南方的心脏——江宁府，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2月18日，太平军攻破重镇九江。

2月23日，巢湖之战爆发，太平军用计谋击败清军“伪为差弁，约期速进，（两江总督）陆建瀛信为实，急饬所部，溯流上，陆建瀛与翼长安徽寿春镇总兵恩长遂越道士洑，恩长战殁，尸顺流下，全军大骇，反棹急奔。”

2月24日，太平军攻破安庆。

3月8日，太平军兵临城下，三支太平军水师舰队，率先抵达江宁府（今南京）西侧三座水关城门。

3月19日，外城西三城门，南雨花台城门都遭攻破。

而此时两江总督陆建瀛在仪凤门督战，但夜间回宿总督府。太平军半夜以穴地攻城（以“土营”，也就是工兵在城墙下挖沟，再埋炸药爆破）之法攻破仪凤门，陆建瀛即乘“四人绿呢小舆（轿子）”企图逃入江宁满城（即江宁驻防八旗所驻守的内城，原明朝迁都之前之皇城），遭江宁将军祥厚拒绝入城。陆建瀛不得已返回仪凤门督战，半路遭遇太平军一支数百人的突击队。“轿夫四散”，一个官员企图背着陆建瀛逃走，但未能成功，陆被太平军杀死于两江总督府内小校场。

第二天内城城破，江宁将军祥厚被杀。

这样，当时在清帝国中地位排行第二的城市，整个南中国的中心——江宁府被太平军攻破了，这是清王朝问鼎中原以来从未有过之事，这是太平天国的巨大胜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了清王朝沉重打击。

3月29日，天王洪秀全进入南京城，按照传统布告安民，太平天国定都江宁府，改名天京，正式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

3月31日，太平军乘胜攻破镇江；4月1日，太平军占领扬州。

这个时候，我们几乎可以说，太平军已经几乎和清王朝平分天下！

但是，一直以来，对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做法，后世不少人都有非常大的非议，1986年版的《中国近代史》便评论道：过早地在南京建都立业，也给太平天国带来了被动局面，这是保守思想的反映。

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引用一下英国人Brine Lindesay在1862年《中国太平叛党志》的话，他对于建都南京是这样评论的。

“南京的占领在太平军的战术上引起了一个全面的变化，清军借助这个不进不退的变化而赢得了大好时机，他们不再无望地尾随一支前进的和劫掠的大军之后，如今已经能够在一个或两个据点上集结他们的军队，因此，太平军也随即发现他们自己在南京和镇江被一支军队所水路围攻，而他们要在战场上击败这支军队希望也不大。”

同样，英国人F. A. Lindley在1866年英文版《太平天国》第一卷中指出：“南京的占领完全改变了天王的战术，他不再继续进行由前进的恐怖来制衡满洲的、迅速和凯旋的进军，却把他的党徒集合在南京及郊区周围，在同一时期从事组织有朝廷和法院的正规政府。”

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其机动性和对清王朝的破坏性大大降低了，这使得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清王朝有了踹息的时间，能够集结其所能掌握的人力，物力反扑。

换句话说：这些人分析，太平天国不应该过早贪图安稳，而应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路全力北伐，打到北京去，彻底击垮清政府后再定乾坤。

其实一开始东王杨秀清就是这么想的，据说杨秀清本来想打河南，定都开封或者洛阳，然后继续北上，《李秀成自述》说：“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南京乃帝王之家。此水手是驾东王座舟之人，被该水手说白，故而改丛，后即未往。”

当然，这个故事太有戏剧性了，可不可信难说，不过它反映了一个事实：太平天国高层一开始真有全力北伐的意思，不过由于某些原因（姑且理解为保守思想占据主流），后来没有实行。

那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有没有继续北进呢？当然有！这就是著名的太平军北伐，2万太平军精锐孤军北伐，他们虽然打到了天津，却也功败垂成。很多人于是认为，如果全力北伐，那一定能成功！

其实这还真不一定，有分析就指出，太平天国北伐军虽然人少，但都是最精锐，战力最强的部队，以广西老兵为主；如果全力北伐，不一定有多大帮助，而且全力北伐的话，太平天国的后勤保障很难安稳，一路“急趋燕都”的战术显然不可行，那稳扎稳打呢？显然，这更是困难多了，北方可远没有南方富庶，而且北方清朝的统治能力要强很多。

没有稳固根据地的流寇战术是很危险的，前期可以，现在太平军规模越来越大了，再东逃西窜显然不现实，人心会散的。

定都天京本身不能说是错，它也有合理性，这增强了太平天国的凝聚力，提高了太平天国对统治区域的资源掌握，调配能力，并对太平天国控制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有积极作用；当然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给了清朝踹息的机会，使得太平天国在战略安排上丧失灵活性…

关键在于，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高层的思想保守，日趋安逸，沉溺于温柔乡无法自拔，这带来的消极影响，显然更大。

作者：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