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位卑而权重，常居中枢，所以只能靠着朝廷发放的俸禄度日，尤以北漂京官最惨）

康熙八年，监察御史赵璟给康熙皇帝上疏，恳请皇帝给全国公务员们加工资，在条陈里赵璟指出本朝官员俸银，总督每年155两，巡抚130两，知州80两，知县40两，这点工资实在是不够花，别说月光了，连二十天都撑不过去啊！

（七品文官鸂鶒补子，虽为官员，但这点子俸禄根本不够一家人生活，仍然要为衣食住行操劳）

赵璟的这封奏疏，实际上是为京官们说话，何谓京官？顾名思义就是在京城为官者，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或考取功名或者捐纳汇聚京城，隶属中央衙门。咱们把去北京谋生打工的外来人称为“北漂”，所谓“漂”者，漂泊也，从侧面上就能看出外地人士在北京闯荡不易。外官们能够靠搜刮百姓发财，而赵璟这些级别低的京官们官小俸低，有的甚至比北漂人士们过得更惨，我们现代人在大城市居住心疼生活成本，京官们同样难以应付，而且还更麻烦。

孤身一人来到大城市，哪几项最花钱？租房，交通和应酬，这几项不但让我们这些现代人挠破头皮，同样要了京官们的命。

这是为何？因为京官穷，穷到什么程度？我拿一个人举例子您就明白了。

（早年的曾国藩在京城当官时也困窘无比，整整十二年都只能租房）

道光二十八年，中兴名臣之首曾国藩来到北京参加翰林院“散馆考试”（曾国藩在此前已经考中进士，参加散馆考试是根据成绩具体分配官职），这次他考上了二等第十九名，被授予从七品翰林院检讨，正式成为朝廷官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个从湖南乡间走出的青年算是能咸鱼翻身了吧？

（曾国藩年年写欠条，别说周济亲戚了，连自己都差点没养活，光还债就足足用了二十多年）

并没有，老曾苦逼的日子才刚开始，借钱和哭穷将是他在翰林院中生活的主旋律。因为穷再加上脾气大，曾国藩和自己的仆人大吵了一架，在仆人看来你个臭穷京官有什么好显摆的，老子随便去伺候一个大户人家都比跟着你要强，于是仆人卷起铺盖另投他人，把老曾给气的半死。因为穷，曾国藩去看望几个舅舅。“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谓曰：'外熏（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长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熏媳来京。'余曰：'京城苦，舅勿来。'舅曰：'然，然吾终寻汝任所也。'言已泣下。”

老曾为人最重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可在他当京官期间大舅生活如同野人，五舅想来京师跟着曾国藩享享福，结果老曾无奈的回答“京城苦，舅勿来。”已经当官的曾国藩并没有让亲戚们的生活变好，因为老曾自己也过得拮据不已，根本没有余力去资助别人。

（翰林们虽然清贵，但仍然：穷！）

虽说只是从七品的小官，但翰林是国家储备人才。最是清贵无比，每日里都是和皇帝、大学士们打交道，出席朝廷各种典礼，面子上风光无比。但实际上呢，翰林们却经常穷得揭不开锅，按照朝廷的俸禄体系，七品京官的年俸是45两，雍正爷的养廉银这些小京官没资格享受，还是乾隆爷体恤下情，给京官们开双份工资，再加上“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也就是说还有45斛“禄米”，折合下来曾国藩一年的工资也不超过一百三十两。

那么京官一年要花多少钱呢？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中就替皇帝算了一笔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一年三百两白银才能勉强自给，而像曾国藩这样的一年财政赤字最少有二百两......您甭说是赚钱养家了，简直就是贴钱的买卖嘛！

（李慈铭，当京官的历史也是一把辛酸泪，当官竟然穷得揭不开锅！）

实际上满清京官之穷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不少人因为没钱揭不开锅，晚清文人李慈铭就记载自己“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他一个当京官的族弟则因为常年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最穷的当属刘光第（戊戌六君子之一），这位老兄不但连京城的房子都住不起，只能在北京郊外自己盖了个破房子，家里穷请不起家教，刘光第就自己亲自上阵教孩子，来了客人去就买一点白酒，煮一点芋头招待。老刘十年买不起一套衣服，妻子孩子穿的破破烂烂，一家人和叫花子差不多，刘光第每天还要步行十公里去上班......乖乖，这哪里是官，要饭也没这么惨啊！所以有翰林写诗悲叹自己的困窘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老师三节两寿的最低标准是贺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

（古代的官员们借着三节两寿捞份子钱是常规操作了，为什么？工资不够花，只能捞点外快）

这点工资不够生存，怎么办？要么就眼巴巴的盼望着外官送来的孝敬，要么就只能借，刚到北京城的曾国藩很快就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不得不借了五十两勉强过年，这借贷的口子一开就再也收不住，而后才短短几年借贷数目竟然达到了一千多两！因为缺钱，老曾没钱回家探望父母，“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一则京中欠债将近一千两，归家路费又需数百，甚难措办。”因为缺钱，长期的经济压力让曾国藩做梦都想到的是钱。“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还想趁着祖父大寿多收点份子钱。“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明明自诩为圣人子弟，但又可悲的为这五斗米折腰，这说明满清的工资是何等扭曲，把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生生的往贪污路子上逼。

虽然是没钱，但还得要租房啊！

（北京长沙会馆，作为湖南举子在北京的临时驻地）

老曾为了租房也操碎了心，他在京城十二年可谓是年年为房租发愁。道光二十年参加考试的曾国藩在长沙会馆（各地在京师成立的办事处）住了几天，又花了四千个铜钱租了宣武门外南横街千佛庵。由于住宿环境太差（房间内酷暑难忍，让曾国藩这个湖南人也受不了），曾国藩不得不搬到万顺客店和好友同住，三个月后好友搬走，曾国藩就“挪至达子营关帝庙，与钱嵛仙同年同居”，为什么非要和别人一起住？省钱，老曾现在就是穷光蛋一个，连从湖南上京的盘缠都是凑的，可不得一块钱掰着用呢么！

（棉花胡同，曾国藩在这里的租房史并不愉快）

但到了十一月下旬可就不行了，因为他的父亲要带着媳妇、孩子上京，这一大家子不可能再和别人挤着住吧？于是曾国藩就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到处去看房，足足看了二十多天，好房子租不起，价格能接受的老老小小的又不够用，最后在粉房琉璃街看到一处又干净又便宜的四合院。

老曾还以为天降大运捡了个漏，结果后来才知道有位妇人在房子里吊死殉夫，好家伙，还是栋鬼宅！曾国藩只能再接着找，最后好不容易在棉花六条胡同找了个每月房租八千文的房子（这算是把工资全都给搭里头了），一家人高高兴兴的搬了进去，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一家人轮番生病，曾国藩的朋友告诉他这房子风水不好，于是曾国藩又只能接着找。您看看，就算曾国藩未来要闯下一番大事业，此时的他也像是一个刚出社会的小年轻一样得自己看房，就算辛苦也没办法，谁让您老人家没钱呢？

不但没钱，这一年老曾还欠了不少钱，就道光二十年，曾国藩进京，考试，当官，租房，家人来投，请佣人，吃饭，一年下来“用银八百两，还账三百，用去五百”，一年就用了八百两银子，单单这房租钱就是一年160两，您说说老曾这一百多两银子哪里够？这官是越当越穷，直到1864年，老曾当了二十多年的官后，才终于还清积欠多年的债务.......

（曹振镛，为人平庸无能，但懂事，听话，舍得花钱，所以生前为三朝元老，死后谥文正）

应酬和贿赂也是有必要的，就算是穷，京官们也要舍得花钱去打通关节，晚清名相曹振镛就深有体会：“你要想当官，第一要有内援，贿赂之费，尤其不能小气。态度要极圆滑，遇到事情不可承担责任。凡是均需认真，不可有立功之心，亦不可自以为忠。遇到困难，则取巧规避，最要者，为模棱二字，切勿妄发议论”。

第一点就是要贿赂，贿赂同僚也好，贿赂上官也好，总之要打进这个圈子，您还别把自己当成冰清玉洁的白莲花，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个人情世故，你连人都不会做同僚们自然会远离你，孤立你，甚至排挤你。《平圃遗稿》就记载：京官剧院，习以为常，如果不去参与，不回请，今后就不在被列入到阵营。连这个阵营都不算了，自然也就远离了这个小圈子，那这辈子都注定和升官发财无缘，所以就算京官们再穷，再揭不开锅，同僚拜访，请客吃饭这种形式还得走，而且还不能小气。

除了这些常见的大头花费，更让京官们苦不堪言的是还有一些不得不支出，偏偏又不便宜的费用：官服。

有人可能会奇怪，这官服也要钱嘛？当然要钱，虽说官服属于工作服性质，但同样需要官员们自掏腰包，更要命的是满清官服制度之细堪称历代之最，什么样式，色彩和质料饰物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朝廷要求各级官员官服、顶戴、花翎、朝珠，等级森严，禁止僭越！你是哪个等级就必须按照哪个等级的要求来，不能图便宜，否则都属于大不敬。

（满清官服，这一套置办下来也要花不少钱）

那么官员们要购置多少东西呢？单论官帽，按季节就分为暖帽和凉帽，按功能分为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雨冠，这就得预备着十顶了吧？官服又分为朝服和吉服，按季节分为冬夏两服，按功能分为常服和行服，《清史稿》甚至还做了详细的规定：“每岁春季用凉朝冠及夹朝衣，秋季用暖朝冠及缘皮朝衣。于三、九月内，或初五日，或十五日，或二十五日，酌拟一日。均前一月由礼部奏请，得旨，通行各衙门一体遵照。”也就是说官员是无法决定穿什么衣服，得朝廷统一下命令，让你穿啥就得穿啥。

（王文韶）

那么官员们更换的频率有多快呢？拿晚清军机大臣王文韶举例子。“正月初一日，他入宫朝贺行礼，穿蟒袍补褂；正月十五日，在乾清门站班，穿貂褂；十九日，换染貂冠，白凤毛褂；三十日，换洋灭鼠褂；二月初七日，换银鼠褂；初八日，换银鼠袍；二十五日，换毡冠绒领棉袍；三月十二日，换绒冠夹领湖色衫；十七日，换夹袍褂；二十五日，换单褂；二十七日，换单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换了十一套衣服，不到九天就要换一次，这还只是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啊，还没算下半年呢！

所以您看光这几十套官服都够这些京官们喝一壶的！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提到，自己为官多年积蓄不多，所存的除了书就只有官服。等回去后，这些衣物，就由五兄弟抓阄均分。能把衣服当财产分，可见这官服起码能当财产用，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清代的官服光帽子上那根花翎就得要一百两银子！像前文说到的刘光第，他肯定是没钱买，但又不能丢了朝廷体面，这该怎么办呢？于是很多官员就找同僚借，甚至租，惨点儿的官员整整十年都买不起一套衣服，只能一直找同僚租，这一年到头身上没有一件官服是自己的！

如此穷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些京官有机会外放或者是去当主考官，肯定甩开腮帮子狠劲儿贪污啊！自己都穷了这么久了，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捞钱的怎么可能错过，所以这也是满清后期贪污腐化严重的原因，都是朝廷逼得啊，把大家都逼成了心理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