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是朝鲜半岛时间最长也最稳定的一段历史时期，这对于朝鲜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不过朝鲜王朝到了中后期，朝政出现了鲜明的朋党特征，后世朝鲜史学家看这段历史往往痛心疾首，甚至将其列为朝鲜王朝最大弊病之一——党争。

朝鲜王朝党争之激烈程度难以想象，有时候非常血腥，比如在1589年，党争就造成了波及极广的己丑狱事，此事臭名昭著，影响之大超过朝鲜王朝“四大士祸”之和。

这件事情是从士林派的分裂开始的，朝鲜王朝宣祖（1567-1608年在位），长期受到勋旧派打压的士林派终于夺取权力，然而和很多团体一样，夺权之后立刻分裂成了东人党和西人党，分裂后的西人党成员多在先王明宗时即参政、相对老派；而东人党则相对年轻化。这两派在意识形态上都尖锐对立，西人党以外戚沈义谦为首，支持李栗谷（即李珥）的主气说；东人党以金孝元为首，支持李退溪的主理说。

这两党龙争虎斗，在朝廷上互相给对方下绊子，组织对方人物升迁，朝鲜朝廷内部有些有识之士非常担忧，右议政卢守慎和副提学李珥相当担忧，出于公心两边奔走，劝说他们放弃政争，这就是有名的“卢李调停”。

卢李的策略是：将金孝元和沈义谦调任外职，通过将两党核心调离朝廷，以缓和矛盾，达到分解两党的目的。但这实际是很危险的举动，因为一旦操作不好矛盾随时会激化，果然，李珥病逝之后，两派矛盾仍然日趋白热化，其后东人党成功弹劾了沈义谦。

这下子梁子就解不开了，政治上的打压那就是痛打落水狗，而且由于东人党得势，部分西人党成员开始转投东人党，这些新投奔的人往往有一种“皈依者狂热”的心态，加之为了避免旧党报复，往往穷凶极恶，比如郑汝立，此人改投门庭之后竟然始公开批评其恩师李珥。

这就做过头了，不止是西人党，就连朝鲜王朝国王宣祖也非常反感，于是郑氏后来被迫离开朝廷，在湖南地区（全罗道）组织大同契。原则上，大同契无分男女贵贱皆可加入，每月均有集会，供成员进行社交、学习和军事训练。

全罗道位于南部沿海，国防压力很重，随时要面对倭寇，所以做这种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开始朝廷也没管，在1589年，大同契曾参与全罗南道的抗倭战争，但是这次结束之后，朝廷内西人党开始反击，黄海道观察使韩准、载宁郡守朴忠侃、安岳郡守李轴、信川郡守韩应寅等联名上告郑汝立谋反。

关于郑汝立是否是真的要谋反，这至今众说纷纭，但这种事情只要被捅出来，那就很难辩解，不过郑汝立并不认同君主集权，曾经提出“天下公物，何事非君”这倒是确凿，如果在10世纪之前，这种观点可能还能被东亚地区接受，但理学严密之后，东亚地区君权强化，这下郑氏的观点就很受忌讳了。东人党的声音立刻小了一头，更糟糕的是，在东人党否认郑汝立谋反案之时，郑氏突然自杀。

这下子西人党大喜，大肆攻击攻击郑氏畏罪、东人党办案不力，之后又莫名其妙多了很多东人党大员参与谋反的证据，结果多位东人党大员受到波及，或被流放，或死在狱中，几十位东人党官员连坐除去，东人中最强硬派（也是士林派中最激进的）几乎尽数被清理；而东人中相对温和的（如柳成龙）却得到了宣祖的庇护，共有多达千名东人党成员被杀或被流放。

不过，郑汝立的事情后来算是洗不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是遭到迫害的东人党一方，也认同郑汝立谋反的事实，不过后世历史学家很多人都认为证据不足。

这次清洗极为血腥，同时也标志着士林派内部的完全分裂，两派矛盾激化至流血党争，已经到达无法调和的地步，受到打压的东人党时刻准备复仇，这使得朝鲜的党争日趋激烈，使得朝鲜国事不修，这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1592年，日本大肆攻击朝鲜，朝鲜王朝初期一片混乱就和这混乱的党争有关。

尽管有李舜臣这样的天才，但朝鲜政府在“壬辰卫国战争”（现在韩国方面说法）中的表现实在是非常烂，尤其是战前的备战和外交准备，这和党争有极大关系

而这次大狱甚至影响至今，因为郑汝立的大本营是全罗道，一些韩国历史学家更指出己丑狱事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湖南地区（全罗道）的歧视——这一歧视甚至延续到当代韩国社会。

不过，对于这次事件的历史记载却毫不相同，当然，又是党争影响，因为后来东西党也是轮流掌权，所以对事件的记载大相径庭，这使得至今对己丑狱事的真相尚存争议。在李肯翊编订的《野史燃藜室》记述中，从东、西两党角度出发的记载都得以保留，在书中以不同颜色标记。

作者：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