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毛泽东乘坐军舰从汉口出发，顺流而下，对长江沿岸的部分城市作短暂的巡视。3月20日晚9点左右，到达位于长江岸边的安庆古城。

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并未进安庆城巡视,而是站在甲板上久久注视着这座古城和城内的振风塔。随即找来了时任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谈起了陈独秀。

毛泽东和傅大章的这次谈话，时间很短，没有过多地涉及工作上的问题，只是询问了一些关于陈独秀的问题。据傅大章后来回忆，毛泽东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究竟陈独秀因独秀山而得名，还是独秀山因陈独秀而得名？当傅大章回答是陈独秀因独秀山而得名后，毛泽东谈了一些自己对陈独秀的看法，并特意嘱托了几句要关照好陈独秀后人的话,第二天就去芜湖了。

夜访安庆却不进城、鲜为人知的深夜谈话、让人照顾陈独秀的后人，这是怎样的一种复杂情绪？要解释毛泽东这一连串看似有些怪异的行为，还要从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交往开始说起。

青年毛泽东

神交阶段：陈独秀成为毛泽东的楷模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神交始于新文化运动。作为这场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以其独到的政治理论见解、扎实的文学理论功底、犀利的如椽大笔成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有志青年的偶像。1915年9月15日，秉承“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的宗旨，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杂志创办后，发表了大量批判旧教育摧残青年身心健康的文章，提出了关于新青年的一系列标准。一时间，《新青年》拥有大批青年读者群，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为此，毛泽东还在1917年3月，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这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文章以其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独秀甚至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文章发表后不久的一个夏日傍晚，毛泽东在同张昆弟、蔡和森闲谈中感慨道：“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张昆弟听见毛泽东赞叹陈独秀，不禁笑言：“以前润之是言必称康、梁的，陈独秀办了一个《新青年》，又言必称陈、胡了。”“魄力雄大”，这就是第一次神交后陈独秀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一年后，毛泽东终于见到了他心中的楷模。

三次晤面：陈独秀帮助毛泽东成为共产主义者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一行24名青年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来到北京。

出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并未像同伴那样走出国门。迫于生计，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助理馆员的差事。就是在这片立足之地，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据史料记载，这次晤面所谈，非常短促，其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发展情况。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18年后，回想起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往，毛泽东还对斯诺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和陈独秀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20年1月初的一天。这时，因“五四运动”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被保释在家养病，毛泽东前去探望。在这之前，毛泽东等人就在设法多方营救陈独秀。他甚至还在1919年7月14日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可见此时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之至。

1920年夏天，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晤面。这次见面，陈独秀同毛泽东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炙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成了一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多年后他同斯诺谈话时还提到了此次谈话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这次交谈中，陈独秀还委托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该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

四年实交：陈独秀光环黯然褪去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将工人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他的才干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可和赏识。

1923年1月，陈独秀忙于着手筹备中共三大的工作，决定调毛泽东去上海中共中央工作。4月，毛泽东抵沪。6月下旬，中共三大在广东结束。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按照“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规定，从这时起，陈独秀与毛泽东共同在中央工作，开始了一起共事的日子。毛泽东与陈独秀有了实质的接触。

当时，国共关系非常复杂。陈独秀力主国共合作，却无法扭转共产党被动的局面；他胸怀改造社会之理想，却始终找不到问题的切入点。他做出的一些决策，经过检验也并非完全正确。此时的毛泽东已经隐约地感觉到：陈独秀已经很难驾驭这种局面，他无法带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革命成功的道路。陈独秀身上的光环在毛泽东的眼里渐渐退去。

1926年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决定将主要精力由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并在湖南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面对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陈独秀害怕会影响北伐军心、妨碍国共统一战线，力主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根据陈独秀的错误判断，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12月中旬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依赖蒋介石、限制工农运动的会议决定。从这时起，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开始产生极大的质疑，他决定自己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1927年元旦一过，他便去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为其一月有余的农村考察。这次考察回来，毛泽东对农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民运动的道路，陈独秀的右倾主义必定会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然而，毛泽东的主张并没有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理解和接受。在中共五大上，毛泽东仅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连发言权都没有。他和澎湃、方志敏等人拟定的重新为农民分配土地的方案都没有被拿出来讨论。

毛泽东感到风云突变的危机了。果然，就在中共五大召开后的第八天，即5月17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部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5月21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部发动“马日事变”，屠杀湖南工农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

实事求是：毛泽东客观评价陈独秀

1927年8月7日，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从国共合作时党中央不坚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不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抑制农民运动、放弃军事领导权四个方面全面分析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并对军事工作和农民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是毛泽东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批评陈独秀。短短十年中，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由崇拜转向了质疑，进而开始批判。9月10日，陈独秀离开武汉去上海隐蔽，此后，毛泽东再也未同他见过面。离开领导岗位的陈独秀逐渐脱离了共产主义信念，甚至走上了反党道路。此后，毛泽东多次在讲话和文章中谈到陈独秀的错误，陈独秀成为了毛泽东常常引用的“反面教员”。直到1936年斯诺问毛泽东“谁应对1927年共产党失败和南京当局的胜利承担主要责任”，毛泽东还回答说：“罪魁祸首是陈独秀，他的‘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使党丧失了果断的领导，他的指导路线显然是在一个时期之内造成很大灾难。”

毛泽东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在批判陈独秀错误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他的功劳。1945年4月21日，他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 创造了党，有功劳。”然而，虽然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陈独秀建党的功劳是高度肯定的，但对陈独秀的总体评价，依然是负面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多次提到了陈独秀的功劳，提醒党内的同志不要因为他的错误就抹杀他对党的贡献。

客观地说，陈独秀是毛泽东的老师，他影响并改变了毛泽东的一生。这一点，毛泽东自己都认可。可是，毛泽东是个“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人。他仰慕陈独秀的才华，但他不会盲从他的一切；他批判他的错误，却不会因此而否定他的一切。这或许就是伟人相交值得品鉴之处。

来源：《党史文苑》 文/曾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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