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又被称为雄汉盛唐，这也是人们对汉唐历史认识的总体印象。唐之为盛，在玄宗统治的前期，有“开元盛世”的美誉；而唐之由盛转衰，则在玄宗统治的后期，以“安史之乱”为标志。大唐这个朝代，集盛衰于一身，不禁让世人关注。

人们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唐的盛极而衰也当如此。因此历史学家们经常从玄宗时期的统治政策及政治运作中解读出某种导致大唐盛衰巨变的奥秘。开元盛世的造就，当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应该说是与唐玄宗的开明统治息息相关；而安史之乱的到来，也不是什么命运的捉弄，而是唐玄宗的昏庸统治所致。接下来我们一起分析分析。

大唐“盛”之缘由：开元盛世局面

其一，玄宗即位之初，年方27岁，正是少年天子，血气方刚，具备大干一番的基本条件；

其二，玄宗靠宫廷政变上台，没有老本可吃，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其三，满朝文武对武后以来的酷吏政治非常不满，渴望新君振衰起弊，刷新政治；

其四，玄宗本人对武后以来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也有所认识，对于如何化解矛盾使大唐航船重新驶向安全区域有所思考。

这些因素合起来，就使开元时期的大唐政治开出一个新局面成为可能。

大唐盛世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这一时期，玄宗能鉴往，能纳言，能任贤，敢放权，充分显示出一副励精图治的明君派头；而先后为相的姚崇、宋璟、韩休等人也是治世之能臣，有公心，敢谏诤，能办事，不贪不私不怕死。

现聊举数例以示言之不虚：

一是史载玄宗即位之初，“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可见玄宗上台后对治国理政、对历史经验，还是非常留意的。

二是开元元年，姚崇具奏郎吏升迁事，玄宗装出一副很不耐烦、听不进去的样子，罢朝后对高力士说，职任宰相，大的决策可商量着办，但何必事无巨细一一汇报请示？姚崇闻之大喜过望，遂放手理事，“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这是玄宗敢放权、臣下敢办事的一个例子。

三是宋璟为相时，常常是对玄宗的态度不管不顾，必尽为臣之责，直言极谏，而玄宗也尽力配合，往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这是臣下敢谏诤、而玄宗能纳谏之一例。

总之，有这班君臣合力同心站在前台吹拉弹唱，就足以保证大唐政权的高层政治运行有序，不会脱轨，而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的现象也就很难发生。加上其他因素的配合，出现政清人和的局面就在情理之中，大唐的鼎盛之局自然也就悄然而至。

唐朝后期逐渐混乱

《旧唐书》对开元时期的这段历史是这样评说的，玄宗即位后，“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

收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绺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于时垂髫之儿，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这段话难免有些夸张，但一个励精图治的玄宗的风貌已是跃然纸上，一个太平安乐的盛世就如在眼前。难怪当时的著名诗人杜甫要写诗赞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

大唐“衰”之肇因：安史之乱的激化

其一，当大唐的年号由“开元”改为“天宝”时，李隆基在皇位上已坐了30年之久，年龄也快60岁了，难免会发生身体和心理的“疲劳”，史称玄宗“享国既久，骄心浸生”，但似乎还应该加上“惰心日生”才算全面。

其二，“开元盛世”的不期而至，使玄宗君臣有了贪图享乐的资本，总以为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一门心思追求歌舞升平的场面、醉生梦死的日子，于是国家大政就不愿闻问、日渐抛荒，大唐政治开始走上下坡路，破国亡家的厄运也悄悄地前来叩门。

唐玄宗最后听不进忠言

其三，俗语言，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到了开元后期特别是天宝年间，由于玄宗飘飘然，喜欢声色犬马，听不进逆耳之言，于是，一班阿谀奉迎的奸佞小人就日渐得势，一片谀颂的马屁吹得玄宗更加头昏眼花、得意忘形；而敢于谏诤的贤臣则逐渐被疏远，忠言很难再吹到玄宗的耳边。

政风由此变坏，吏治由此腐败，政局由此混乱，盛衰之势也就在无形间转移了，终于导致大唐盛衰集一身、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悲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