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

- 罗家伦 -

生平不愿写应时应节的文章。最近几年，每逢五四前夕，《传记文学》编者总希望我写篇短文，介绍几张得来不易而尚未正式发表过的有关五四的照片。这几张照片不是参加五四运动的当事人所保存的，而是到台湾以后在一种偶然的机会下征集得来。图中可以看出军警包围北京大学逮捕学生及当日男女学生游行示威集合演讲的许多实况，对怀疑五四运动的人来说，真可以说是“有图为证”。

五四运动是一个学生爱国运动，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并不止是单纯的游行示威，我们说它是受当时视为“洪水猛兽”的新文化新思潮孕育的结果，并不为过。自五四运动发生以后，社会观念变得非常剧烈，新文化运动更趋澎湃。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性质虽不相同，精神却是一贯。国父孙中山先生对这两个运动非常重视。只看他在民国九年《致海外同志书》中说：

“自北京大学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蒙极大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樱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北京大学，从前也是一个陈旧的学校，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进士馆里，差不多每个学生有个当差。上课铃打了，由当差来请“老爷上课”。民国初年，北京出名的八大胡同里，谈到光顾的客人，则首称“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与众议院，一堂便是京师大学堂。到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长校，以其人格的影响，变更了这个风气。他教训学生，来北大是为求学，不当为将来升官发财而来，也还不只是为个人求学而来，乃是要为国家为民族着想，为负起贡献世界文化的重要使命而来的。所以那时的北大，气象一变。他更以广大的态度，集合了当代许多学者，在那里研究讨论哲学、文学、人生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文科教授办了一个杂志叫《新青年》，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已经够触目了；还要讨论社会问题，对于不合理的制度，予以抨击，使旧社会的人看起来更是大逆不道。不久学生中我们一班朋友，又办了一个月刊叫《新潮》，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支持这个主张，更为积极，于是愈触犯了卫道先生们的大怒。大家知道封建的残余势力，是以北方为根据的。军阀更是有一班无聊的文人和老朽官僚做卫星的。他们在道理上不能争胜，于是想用他们的护法金刚，以暴力来压迫、来摧残。但是态度谦和而主张刚毅的蔡先生，始终不为所动，公开的发表了一封《答林琴南书》，为新思潮张目。他们骂我们是洪水猛兽。蔡先生又发表一篇文章，叫《洪水与猛兽》，主张不可壅塞新思潮的洪水，却要先驱逐狰狞军阀的猛兽。在当时的环境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魄力！《新潮》以一个大学生的刊物，第一期出版不过一月，竟至三版，而销数竟达到一万。那时候这一班主张文学革命的教授和学生，更觉得批评和研究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重要，于是又合办了一个小型周刊，叫《每周评论》，专以短小精干的文字，讨论国际国内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当时很有力量的刊物，风行一时。

国父是主张革命要先革心的人，他又是最能领导时代的人，于是他就教戴季陶先生集合同志，在上海办了一个《星期评论》，以新文化运动为主要的目标，而兼及政治问题。于是南北两个刊物，正如桴鼓相应。国父在这期间，更潜心他思想的系统工作，完成了他的《孙文学说》、《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等几部钜制。他又教胡展堂、朱执信、廖仲恺诸位先生办了一个《建设月刊》，更发挥他建设性的主张。他们和北大几个刊物的主持人常常通信，而且在刊物上常有讨论的文章发表。当时《孙文学说》和《建设》只有很少的几份流传在北方，也只有北大这几个刊物敢公开的响应。所以国父自此对北京大学以及邻校的朝气，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所表现的气度，常见其有不虞之誉。

五四运动到今年已经过去四十八年，将近半个世纪了。许多错误的印象仍有待于澄清。社会上仍不免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种种的批评，有些是不了解一件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些是断章取义而表现出“卫道”的热忱太强烈了。他们以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要毁灭中国固有的文化、毁灭中国固有的道德。他们硬说是新文化运动者，主张“非孝”，主张“手打孔家店”，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我有证据拿出来，告诉大家：当时提倡新文化运动主要的刊物里，从不曾提倡过“非孝”，讲“非孝”只是浙江杭州经子渊先生办的师范学校里的一个学生施存统，在该校刊物里发表过这么一篇荒谬的文章，引起了当地的轩然大波。“手打孔家店”乃是四川一位老儒名叫吴虞的引以自豪的话。至于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乃是我们的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当年鉴于科学不受注重，复古气压高涨，慨然有感而说的话。不过他底下还有一句，大家忘记了引用，就是“三十年之后，中国科学昌明了，再把这些书捞起来读”。可见吴先生这种话，是有时代性的，并不是要毁灭中国文化的。吴老先生是思想界的革命家，他当时补弊救偏的议论，正足以表示他的革命精神，知时而后可以论事，现在又何必讳言。

图为北京大学“新潮社”成员合影。前排左为汪敬熙、康白情、后排右起为周炳琳、段锡朋、罗家伦。

总之，我曾深切的指出，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五期）

本文选摘自《逝者如斯集》（商务印书馆），作者：罗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