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是由朱熹的学生们整理记录的，基本类似孔子和《论语》的关系。在其中，朱熹对孔子的推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毫无疑问，这是将孔子推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照亮万古的超级大神。另一个则是“孔子之后无圣人”，原因是“自周之后气薄，亦不生圣贤”。大概意思是说老天爷不聚个几千上万年的“元气”，都生不出孔子这样的“圣人”。

孔子被封神，那么朱熹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神”的代言人。明清时代，八股取士，虽然考的是“四书”“五经”，但怎么理解它们，唯一的标准就是朱夫子的解释了。换句话说，孔子是“神”是“圣”，朱熹是“神”“圣”的代言人、诠释者。

当时两宋的学问，按照程颐的说法，可以分为三种：“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也。”（钱穆《朱子学提纲》）

文士之学，说的是文章子集之学，就像韩柳的文章、欧阳修、三苏等人，兼通百家诸子；而讲师之学，大概像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专供儒家一门经典，主要目的就是应试。这在当时有个名字，叫做“措大”。大体的形象类似一脸正气引经据典，临事张皇，百无一用。最后这个“知道者”要拆开来看，意思就是知晓“道术”的人。这个“道术”指的就是“道学”和“理学”。但这些“知道者”可能自己也不那么重视儒家的经典原文，主要的目的还是“乃借之自申己意，多无当于经文之本旨”（钱穆《朱子学提纲》）。

所以朱熹之道与孔子之道是有很大不同的，朱熹的学问专攻形而上的哲学。天上地下无所不该，核心是按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宣讲天地人及心、性、命、理等等。如《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但所宣讲的实质与儒家经典的本意无关。

不可否认的是朱熹本身是难得一见的大学问人。佛学、道学、史学等等诸多方面，他都堪称大家。所以他也才有能力将这些揉在一起，形成他的“理学”。但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他的理论中掺杂的那些佛、道成分。

问题在于那些“天理”、“人欲”、“理”、“气”、“性”、“命”等形而上的问题其实是孔子极不希望讨论的，孔子反复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知生焉知死”等等，就是避免谈论这些虚无缥缈形而上的东西。

所以，自朱熹以后，包括明清以来，那些“措大”们所谈的“孔子”，与真实的孔子其实是越来越远了，而所谓的“儒”，在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们的“道”的面前，早就退化成一层薄薄的遮羞布了。